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余秋雨散文《柳侯祠》（共含11篇），欢迎参阅，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麻薯红豆修勾”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合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
名家散文余秋雨《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跋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它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迭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xx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辈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纔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它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岛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纔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纔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懊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鉴赏：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 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 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 两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 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接着依 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 衣冠墓。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 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
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 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 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 探究。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寸草不生、人迹 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 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 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 10 3 年，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 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 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 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 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作者在这 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 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 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 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 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 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 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他认为 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 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 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 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死时才 47 岁， 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 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 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 影响，并绵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嘈杂只能每繁衍 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远离 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 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 去寻找生命的底蕴。
唯有这时， “华夏文明， 才不至全然黯暗”。
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 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 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 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 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 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 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秋残十月，微风吹起阳光下树叶晃动的影。坐在窗前，品一杯暖茶，徐徐翻动书页，淡淡的忧伤在心底流淌。
《文化苦旅》嗯，真的很苦，很悲。
走过柳侯祠，仿佛望见了柳宗元当年的艰苦。政治上的失意，几度的贬谪，他却仍然不放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默默地奉献自己。他先是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十年后的一纸诏书把他从永州贬到了柳州，柳宗元没有绝望，挖井，办学，种树，修寺庙。一切能为百姓做的他都做了。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眼眶有点湿润，在如此的绝境中，很难想象，柳宗元是凭着怎样的一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或许是那份爱民的热忱吧。胸口又有点疼痛，柳宗元的所作所为看来都是小事，可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个这样的柳宗元?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就这样埋没一个文人?毕竟，柳宗元是伟大的，哪怕在中华历史上他是显得多么渺小，他所遗留千年的精神永远令人映像深刻。
柳宗元是一个个体，但在中华历史上他绝不是一个“个案”。是的，中国少一个文人算不了什么，可是，中国所缺少的，真的就是这么几个文人么?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或许用寂寞来描述柳宗元、来描述中国过往的愚昧有点悲剧的色彩，可它着实带给人悲苦的情感。眼泪不知怎么的又漫了上来，心口微微泛疼。又有谁能够想网象，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独自承受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却没有东西能够支撑起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柳侯祠的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可这些传承着我们华夏文明的碑文，却没有人来破读。我不知道中国还能这样走过多少个年轮，可是文化内涵的空虚，已成了最大的悲哀。
这么庞大的一个民族，怎么可以就因为这么些看似不起眼的细小而支离破碎?
好吧，它们不细小，也不是不起眼。已经有很多人把目光放到了这些上来，不是么?那么，为什么我的双眼含着泪花呢?我的心中更多的是愤恨与忧愁。
好了，悲伤是一时的，奋斗是永远的。要相信，总有一天，眼中的泪花会变成嘴角的微笑。
初知柳侯祠，是高中时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他常站在前人曾伫立过的地方，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从中思考前人的情感。他将柳侯祠作为自己文化旅行的一个站点，在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悟懂文化历史的冷漠和严峻。
《柳侯祠》一文结尾这样写道： “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不知道我是不是余秋雨笔下的少年，但可以追随他的脚步来感受这份文化熏陶，我想也不失于一种传承。
到了柳侯祠，的确宁静。排排的石碑依然怆然地肃立着，《荔子碑》、罗池、柑香亭还如书中所写，孤独固执地告诉世人这里曾生活过一位大文豪。看着粉砖灰瓦的祠堂，虽已被翻修多次，但先生在此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的情景依然历历浮现。柳宗元跨过千年的风霜，飘然孑立。
柳宗元被贬，先是永州，再是柳州。既到了这样的荒远之地，他便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气节与傲气让后世文人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人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的心情来瞻仰这位大文豪。被贬柳州途中，与他同路被贬广东连州的刘禹锡，两位文人长途跋涉，一路风尘，怀着愤懑的心情一路南下。箱匣里是一扎皱巴巴的诗文，路途遥远，走了多久已不得而知。突然想起了童年时背诵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少年时的《小石潭记》《捕蛇者说》，一个课本上伟岸的文人形象立体地在眼前呈现，与之离得很近。
如今，从西安到柳州的路途已不再遥远，火车一日便可到达。柳州也早已不是文人被贬的蛮荒，南下人们的心情早已不再悲怆。
回到旅馆，我坐在窗前，看着流动的车流和人潮正自我宣誓另一种文化。落日的余晖洒在这片千年文化的故土，给柳侯祠中的罗池、柑香亭再一次镀上金色。不远处，又一拨人来了，或许他们之中，有人也会慕名走进那座意蕴深厚的柳侯祠。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作者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两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游历柳侯祠。作者说他是应柳宗元的邀请而去凭吊柳侯祠的。接着依次介绍了柳宗元的石塑及石塑底座镌刻的先生的手迹，还有罗池、柑香亭、柳侯祠及衣冠墓。然后重点介绍柳侯祠，由祠中石碑上所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都已漫漶不可辨识而联想到柳宗元的贬谪。这和一般的游记开笔写法是一致的，由介绍游历景致入手，写景状物，然后由此引出对与景致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思索与探究。
第二部分回顾柳宗元的两次贬谪，并从中申发对文人独立人格价值意义的思索与探究。作者首先介绍了柳宗元的被流放地——柳州恶劣的自然环境：寸草不生、人迹罕至，“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并且指出柳宗元是从湖南永州的贬放地经一纸诏书召回长安，然后又“赶了长路”被贬到这个“远未开化”“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的南荒之地来的。接着作者又回顾了柳宗元贬放湖南永州的，指出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丧魂落魄”，然而“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他的'独立人格意识苏醒的产物《永州八记》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建构”。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他的骨子里仍朝向回归朝堂，纳入社会主渠道，在独立人格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追求这一对矛盾对立中，后者占了上风，使他的再一次被贬的悲剧，上升到滑稽。作者在这一部分末尾感概道：柳宗元“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但他却无法预料“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人们将为他建立祭祠，供奉他千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以遗憾、甚至忿恨的笔调指出本应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的文魁，却仅仅因辞章入选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成为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他们在僵硬专制的统治下，少有真正的人格独立，是全无个人意义的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这就使文章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人格意义以及独立自由人格对文化构建的意义的探究。
第三部分，承接上文，站在对文化人格探究的高度上审视柳宗元的被贬。他认为在蛮山野地，柳宗元“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他“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更多的是“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死时才47岁，而凭着他千古传颂的诗文，他的柳侯祠得以香缭绕。他的文化人格使他“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许多后代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柳宗元文化人格的复苏造就了深远长久的影响，并绵延至今。由此作者感慨道：中国，“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这一部分是上文的深化，又是上文的拓展。
第四部分作者借游人的稀少造就的宁静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慨：嘈杂只能每繁衍浮躁，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远离这一切，文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才会苏醒，才会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在走运时才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找生命的底蕴。唯有这时，“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作者在这里深刻揭示了在挣脱了种种伦理和观念枷锁，找到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意义，恢复了自我的独立人格，焕发出自己独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后，中国的文人才是真正铸就灿烂中华文明、点化民族的精灵。
读完全文，我们不难感悟到作者的深意。作者没有去下历史学或文化学领域中常见的断语和结论，而是用对柳宗元放逐命运的追溯作为历史背景，来进行他对文化人格的审视和探究，呼唤精神人格的独立。如果我们真正洞察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特别是青少年在精神文明中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他们明显的人格缺陷，就会觉得余秋雨在现时强调这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不啻是一种呐喊。
柳州的柳侯祠_小学作文
要说我的家乡柳州有哪些名胜古迹？第一当数“柳侯祠”。
柳侯祠是柳州人民为了纪念“柳柳州”――柳宗元而建设的，柳宗元是唐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曾担任过唐代的礼部员外郎，因为参加政治革新失败了，所以被贬，在公元8，他当上了柳州刺史，其任命期间，为柳州做的好事我想人家是不会忘记的，可惜在4年后，我想是天妒英才吧，他病逝于柳州，柳州人民为了感谢柳宗元，便按照他“馆我于罗池”的遗愿，在罗池旁建了一座庙，取名为罗池庙。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帝为了追思柳宗元，便封他为“文惠侯”随之，罗池庙改名为柳侯祠。因为柳侯祠，柳宗元无论祖籍何处，都会被称为“柳州的一代伟人”！
柳侯祠位于我的家乡柳州市市中心柳侯公元内的西隅，在柳侯祠旁有刚刚说的罗池，有从未提及的相思亭，还有柳宗元的衣冠墓。柳侯祠门头匾额――“柳侯祠”三个大字是郭沫若的手迹，字字清秀潇洒，端庄郁勃，让我为之憾动。下方的对联乃韩愈所书：山水来归黄焦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字字苍劲有力，让我从心底油然升出敬佩之情，现在的柳侯祠延续了清代的风格，里面陈列了许多文物及历史资料，全部都反映了柳宗元的生平与政绩。怀着对柳宗元的崇敬之情，我踏进柳侯祠，我就感受到一般浓厚的古典气息。散步在碑廊上，看着柳州自明、清代以来的二十余块碑刻，抚摸着那些凹凸有致的碑文，脑子里对柳州那些种种不好的看法全部已经被抹灭了，只有对柳州人的崇敬和向往。再进去则是中殿，一座柳宗元的石刻碑像稳坐高台，“魂扫河东”高悬房梁，气震四方，下方的一副对联，震撼我心。享有“三绝碑”之称得荔枝碑，因为韩文苏柳事而不可多得，又名“剑铭碑”的龙刻石刻在明代天启三年与一把短剑出土，文曰：“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治九丑……”听说是柳侯德笔记咧！我们被柳侯祠熏陶着，深深为柳侯祠骄傲。
柳侯祠的文化说也说不明，绘也绘不清，只等你用一双眼睛来领略！
柳柳侯祠位于柳州市中心柳侯公园内的西隅，原名罗池庙(因建于罗池西畔得名)，现改名为柳侯祠，是柳州人民为纪念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建造的庙。现在的柳侯祠是按照清代建筑物重建的，祠内陈列有许多文物及史料，反映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绩。
柳柳侯祠始建于 1906 年，是纪念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的地方。分为南、北、中三个景区，南部为文化古迹区，唐宋的陈迹、明清的石刻，历代修葺的建筑和参天的古木融为一体，古色古香;中部为文娱活动区，内有儿童游艺场、人工湖、动物园等，儿童游艺场项目齐全，设施新颖，是全市最大的儿童乐园;北部为花卉盆景区，位于该区北端的“山水来归”盆景园，虽为人作却无造作之感，回廊水榭，亭阁清池，石山草地、平流跌水，石刻联匾，极具岭南园林特色。
祠分前、中、大殿三进，内有柳宗元石刻像、柳宗元塑像以及“荔子碑”等历代珍贵石刻40余方。“荔子碑”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书法，写的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中供 [柳侯祠风景照] 祭祀柳宗元吟唱的《迎颂享神诗》，因唐宋三大文豪的文采神韵凝于一碑，故有“三绝碑”之称。祠后有柳宗元衣冠墓，东侧有纪念与柳宗元同称为唐二贤的政治家、柳州司户参军事刘蕡的贤良祠，并有柑香亭、罗池、讲堂、山长住房、斋房、回廊、院门等附属建筑。
柳侯祠原名罗池庙，位于柳州市中心柳侯公园内的西隅，是柳州人民为纪念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而建造的庙。现在的柳侯祠是按照清代建筑物重建的，祠内陈列有许多文物及史料，反映了柳宗元的生平和政绩。
柳侯祠分前、中、大殿三进，内有柳宗元石刻像、柳宗元塑像以及“荔子碑”等历代珍贵石刻40余方。“荔子碑”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书法，写的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中供祭祀柳宗元吟唱的《迎颂享神诗》，因唐宋三大文豪的文采神韵凝于一碑，故有“三绝碑”之称。祠后有柳宗元衣冠墓，东侧有纪念与柳宗元同称为唐二贤的政治家、柳州司户参军事刘蕡的贤良祠，并有柑香亭、罗池、讲堂、山长住房、斋房、回廊、院门等附属建筑。
柳侯祠主要景点：
柳宗元衣冠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第二年灵柩归葬长安，柳人在柳宗元灵柩原停放处修建了衣冠墓，供千秋凭吊。
柑香亭：
因柳宗元曾在柳州种植黄柑，所著《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诗广为流传，后人兴建“柑子堂”以颂其事。其后原址废坍，清乾隆十九年(1754)在罗池旁重建，后改称“柑香亭”。
罗池：
“罗池夜月”原为柳州古八景之一。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写道：柳宗元死后三年，托梦生前部将欧阳翼：“馆我于罗池”，柳州城东关的这一泓池水因此而闻名。据明代李西涯《罗池书屋记》称，古罗池“广袤可数里，澄波汀蓄，准平而鉴照其外”。
山长住房：
柳江书院院长(山长)和学子所居和藏书之处，是一个幽雅的四合院，东侧斋房原为打理柳侯祠的开元寺僧人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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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纔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造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像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
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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