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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注释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翻译】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王安石《材论》原文及翻译
《材论》是王安石的散文作品，出自《临川先生文集》。本文论述统治者应如何去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对人才的重要性和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材论》原文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弊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具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焉，此其所以异于人者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啼啮，求其所以异者盖寡。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唯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騕袅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译文：
天下的忧患，不担心人才不多，只担心在上位的人不追求人才;不担心士不想有作为，而担心在上位的人不想要士有所作为人才是国家的栋粱，得到了就会使国家安定繁荣，失去了就会使国家灭亡遭屈辱。然而在上位的人不想让人才多，不想使用人才，是为什么呢?这有三个受蒙蔽。他们甘愿受蒙蔽，认为自己的地位可以远离屈辱危险，终身没有天下的大患，人才的得失对于安定和不安定没有什么帮助，所以不追求人才，随着自己的心志办事，而最终陷于失败危难之中，这是第一条蒙蔽。也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奉禄富贵足以诱惑天下的士，盛衰乐忧在于我，我可以在天下之士前骄横，他们将没有不到我这里来的，那么最终也陷于失效危难之中，这也是一个蒙蔽。又有的人不追求用来养育取用的方法，却恐惧担心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最终也陷于失败危难之中。这也是一蒙蔽。这三条蒙蔽，它们所导致的祸患是一样的，他们的用心不是不好，唯独说他们的过错在于认为天下没有人才。他们是存心不想用天下的人才，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况且有才能的人外表和一般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遇到事情能够办好，出谋划策能辨明利害，治理国家能使国家安定昌盛，这就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所以在上层的人假如不能精细地考察他，慎重地使用他，那么，即使他有奉、夔、杖、契那样高的才智，也不能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何况才智不及他们的呢?世上有偏见的人才会说：“人怀有特别的才能在身上，就像锥子放在布袋里一样，它的尖端立刻就能显落出来，所以没有怀才而看不出来的.人啊。”这只是看到了锥子放在布袋里，而本来没看到马在马棚里的(情景)。劣马和良马混杂在一起，喝水吃粗根，嘶鸣啼叫互相嘴咬，想看出(哪匹)不同于其它的马是没有的啊。到了它牵引着沉重的车子，走不平坦的道路，不需要多次鞭打它，也不需要繁多地驾驭，只要一拉它的缰绳就已经到了千里以外的地方了。在这个时候，让劣马和它一起赶路，那么(那劣马)即使倾覆了车的轮子，断了线绳，损坏了筋骨，日夜追赶，遥远得已经赶不上了，这以后良马和劣马才有分别了。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人才、考察人才。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给他于适合于他的才能的工作罢了。
唉!现在仍然有担心没在人才可用的人呢!我听说，战国时期六国合纵，辩论游说的人才便纷纷的出现。刘邦和项羽并起，楚汉相争，出谋划策、勇敢善战的人才就不断涌现了。唐太宗决心治理天下，而多谋敢谏的辅巨就投奔他来了，这些人才，当那几位君主还没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被发现，人君假如想求得人才，他们就来了。今天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怕的就是在上层的人不去寻求人才、不使用他们罢了。天下那么大，人物那么多.而说没有人才，我就不相信。
分析：
王安石对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有比较全面的看法。他在不少文章中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如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说到人才须人主“陶冶而成之者”，所谓陶冶而成，“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而在《取才》里，又具体说到科举考试中，“策进士者”、“策经学者”皆应从衡量考生的实际本领出发。而在本文中，主要是强调起用人才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能否起用人才实际上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命运，因此处于上层地位的人(包括皇帝在内)要十分重视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他尖锐地指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这番话表明作者阐述他对人才问题的看法，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 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日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刀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愤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得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成功和失败的许多事情，是如此纷繁复杂，途径各不相同。推究它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我回答说： 有毅力的就成功，反之就失败。
人生的历程，大多逆境占十分之六七，顺境占十分之三四，而J愤境逆境又常常是相互间隔交替的。无论事情的大或小，—定有几次乃至十几次的阻力，那阻力虽然有的大有的小，但总之这是不可避免的事。那些在意志力方面薄弱的人，开始—定会说我要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他心里以为天下事本来就很容易很容易，等到骤然经历了挫折，阻力突然来临，就萎靡不振丧失了勇气;那些恿志力次弱的'人，凭着一时意气，穿过了这第一关，但遇到第二次挫折就退缩了;那些意志力稍强的人，遇到三四次挫折才退缩;再坚强些的人，遇到五六次挫折才退缩。事情越大，遇到的挫折越多，做到不退缩就越难，不是极其坚强的人，没有能善始善终的。
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逆之后，必定有小顺;大逆之后，必定有大顺。经过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会有迎刀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羡慕别人的成功。以为他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有意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了不幸，所以成就的事不如他。这种人怎么知道所谓不幸、幸运，都是他和我相同的，而能不能征服这个“不幸”，利用这个“幸运”，这就是他成功我失败的区别所在。再把它比作驾船，如果以二十天的期限行一千里的路程，其间风向潮流有吲愤有时逆，常常是互相错杂的。人家凭着坚苦忍耐的力量，顶着逆风逆流而冲过去，然后能够从容地前进，去度过那顺风顺流的一段。我却或者—天就回来了，或者两三天就回来了，或者五六天就回来了，所以彼岸终究不能到达。
孔子说：“譬如堆—座山，只差一筐土没有堆成，如果停止了，我就此停止不前了;譬如填平地面，即使只倒了一筐土，继续干，我也就前进了。”孟子说：“要干事的人，譬如掘井，掘到九仞那么深却没有挖到地下水，那还是一口废井。”成败的道理，就看有没有毅力而已。
【赏析】
本文的论述结构为先总后分。开篇从古今人事的成败引出其原因“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简洁明快地提出了中心论点。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论点。第二
段论述人生历程必有顺逆，事无大小必有阻力，只有毅力至强的人，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第三段论述只有挫而不退，才能化逆境为顺境;只有善于利用“幸”，征服“蹇”，才能成功;又以操舟为喻，说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冒其逆而突破之”。第四段引述孔孟的名言论证做事贵在坚持，而能否坚持，关键又在于有否毅力。
本文在论证方法上，自始至终采取了正反对举的手法。如论点中的正反成败的对举;论述中逆顺对举，至强之人与其他四种人对举，成功者与旁观者对举，彼与我对举，功亏—篑的造山者与虽覆—篑的填土者对举。在这些对举中，处处贯穿着有毅力与无毅力两种态度的对比，贯穿着成功与失败两种结果的对比。这样正反对举，使正面和反面两种情况都显得十分鲜明，从而使毅力的重要性也显得更加突出。
语言生动形象是本文的又一特点。比如写“志力薄弱之士”，以“始固日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把那种人始而轻率从事，—遇挫折便颓然丧气的态度、神情毕肖地勾画出来。又如用操舟之喻，说明在目的相同、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只是由于“坚苦忍耐之力”的有无和大小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贴切而形象地证明了毅力的有无和大小，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论毅力
(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从人生历程的—般规律论证顺逆迭乘
事有阻力故需毅力从顺逆的转化论证逆境可转化为顺境
蹇可转化为幸
逆潮可过而达彼岸都需毅力引孔孟名言论证成事贵在坚持
名言
1 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2 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
《梅花》王安石原文注释翻译赏析
作品简介《梅花》是北宋诗人王安石所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中以梅花的坚强和高洁品格喻示那些像诗人一样，处于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为国家强盛而不畏排挤和打击的人。
作品原文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作品注释
⑴凌寒：冒着严寒。
⑵遥：远远地。知：知道。
⑶为（wèi）：因为。暗香：指梅花的幽香。
作品译文
那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为什么远望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呢？因为梅花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
创作背景
王安石变法的.新主张被推翻，两次辞相两次再任，放弃了改革。这首诗是王安石罢相之后退居钟山后所作。
作品鉴赏
“墙角数枝梅”，“墙角”不引人注目，不易为人所知，更未被人赏识，却又毫不在乎。“墙角"这个环境突出了数枝梅身居简陋，孤芳自开的形态。体现出诗人所处环境恶劣，却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态度。
“凌寒独自开”，“独自”，语意刚强，无惧旁人的眼光，在恶劣的环境中，依旧屹立不倒。体现出诗人坚持自我的信念。
“遥知不是雪”，“遥知”说明香从老远飘来，淡淡的，不明显。诗人嗅觉灵敏，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不是雪”，不说梅花，而梅花的洁白可见。意谓远远望去十分纯净洁白，但知道不是雪而是梅花。诗意曲折含蓄，耐人寻味。暗香清幽的香气。
“为有暗香来”，“暗香”指的是梅花的香气，以梅拟人，凌寒独开，喻典品格高贵；暗香沁人，象征其才气谯溢。
首二句写墙角梅花不惧严寒，傲然独放，末二句写梅花洁白鲜艳，香气远布，赞颂了梅花的风度和品格，这正是诗人幽冷倔强性格的写照。诗人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作者在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积极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其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梅花自然有共通的地方。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又十分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抚州（今江西抚州市东乡县上池）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元日》王安石原文注释翻译赏析
作品简介
《元日》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
作品原文
元日⑴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⑵，春风送暖入屠苏⑶。
千门万户曈曈日⑷，总把新桃换旧符⑸。
作品注释
⑴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⑵爆竹：古人烧竹子时使竹子爆裂发出的响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一岁除：一年已尽。除，逝去。
⑶屠苏：“指屠苏酒，饮屠苏酒也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⑷千门万户：形容门户众多，人口稠密。曈曈：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⑸桃：桃符，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也作春联。
作品译文
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作者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时。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见家家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此诗。
作品鉴赏
此诗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都换成了新的。
这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充分表现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逢年遇节燃放爆竹，这种习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续至今。古代风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来“驱邪”和躲避瘟疫。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结尾一句描述转发议论。挂桃符，这也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习俗。“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个压缩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旧符”省略了“桃”字，交替运用，这是因为七绝每句字数限制的缘故。
诗是人们的心声。不少论诗者注意到，这首诗表现的意境和现实，还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义，王安石这首诗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因为他当时正出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正如眼前人们把新的桃符代替旧的一样，革除旧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对新政充满信心，所以反映到诗中就分外开朗。这首诗，正是赞美新事物的诞生如同“春风送暖”那样充满生机；“曈曈日”照着“千门万户”，这不是平常的太阳，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变法带给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结尾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现了诗人对变法胜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悦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
这首诗虽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极力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同时又通过元日更新的习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含而不露。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封为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次年复任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封舒国公，不久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执政期间，曾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注释《诗经》《尚书》《周官》，时称《三经新义》。其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遒劲清新。所著《字说》《钟山一日录》等，多已散佚。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后人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
况且有才能的人，他们的外表凭借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呢？在于他们遇到事情能够处理好，出谋划策能够得到好处，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安定，这就是他们和别人不 一样的地方。所以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够认真选拔，正确任用，即使他们胸怀如皋、夔、稷、契等人一样的`智慧，尚且也不能使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啊！何况他们是处 于下位的人呢？世上目光短浅的人还说：“一个人如果身怀不凡的能力，就像锥子处于口袋中，它的尖端立刻会钻到外面来，所以不存在有能力却没有表现出来的人。”这 只是他看到锥子在口袋中的情形，却原本没有看到马在马厩中的情形。劣马与良马混杂相处，一样地喝水吃草，嘶叫踢咬，要寻找它们不同的地方，那是很少的。 等到良马拉着沉重的车子，走平坦的道路，不用多次鞭打，不烦劳人驾驭，一拉缰绳，千里远的路程已经走到了。在这个时候，让劣马和它并驾齐驱，那么即使劣马 跑翻了车轮，扯断了马笼头，弄得筋断骨伤，日夜不停地追赶它，也远远地赶不上啊。在这之后良马和劣马才能区别开。古代的君主知道这种情况，所以不认为天下 没有无才的人，于是就想尽办法来寻找并且考查他们罢了。考查的方法就在于让他们担任适合自己的工作罢了。
《材论》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的诗词作品，本文论述统治者应如何去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对人才的重要性和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王安石对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有比较全面的看法。他在不少文章中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如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说到人才须人主“陶冶而成之者”，所谓陶冶而成，“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而在《取才》里，又具体说到科举考试中，“策进士者”、“策经学者”皆应从衡量考生的实际本领出发。而在本文中，主要是强调起用人才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能否起用人才实际上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命运，因此处于上层地位的人(包括皇帝在内)要十分重视人才、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他尖锐地指出：“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这番话表明作者阐述他对人才问题的看法，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