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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季羡林说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
我晓得争论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有偏见的人看到了依然不会改变。只是想说，佛教远没有那么简单，禅宗也远没那么简单。
我不喜欢争辩，只是最高票霍真布鲁兹老爷的答案实在是误解太多。现在他的答案好像在下面了，欢迎看了他的答案再看我的答案。
首先说一下佛教到中国后为什么会变，因为因缘变了。很多佛陀制定的戒律，在印度当时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因缘变化，如果还死守印度的因缘，这也是一种愚痴。实际上，佛住世的时候，戒律也是根据因缘变化而一直有所改变。
百丈清规，也是适应中国当时状况的一种变化。印度的供养修行者的风气很盛，中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而且还会有社会上对僧人不事生产的批评。从魏晋到唐，这种社会意义上的批判从来没有中止过。
“怀海禅师之前的'一段时期，禅僧的人数大量增加，这给对寺院僧人通常执行免税制度的封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而统治者开始采取有关措施，限制佛教的发展。唐明皇时期就曾要求一些被认为是伪滥僧尼的人还俗。此后，唐统治者还一度取消了对寺院僧人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大量禅僧的生活发生困难。禅宗僧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取一些先前佛教不曾使用或不曾普遍使用的措施。”
“印度传统佛教寺院僧人的生活一般是由别人来供养的。例如印度著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的僧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和修行，基本不用为生计所担忧。据玄奘和义净所述，当时那烂陀寺周围一百多个村庄的收入都用来维持此寺院的开销。每天有二百户来寺捐赠米、油、乳等。这就使该寺僧人能衣食无忧，集中精力来学习研究高深的佛教名相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佛教最初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努力模仿印度的作法，但当佛教大发展，禅僧人数太多时，确实也很难让国家或广大民众从经济上承受相应的费用。”
——北大姚卫群教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禅宗的发展》
这是从经济和政治上来说百丈清规，从修行上来讲，担水砍柴，出坡作务，都要在作务的过程中，保持对身体和念头的清楚觉察，保持觉性，即正知正念，作为修行的一部分。甚至走路也是修行，要求时刻提起正念。打七的时候维那师父会在大众经行的时候大喝，“提起正念”，“不要妄想”，“工夫提起来”，这其实也是生活中的要求，无所住而生其心，善护清净念。
关于呵佛骂祖的问题，必须是见性之后的大德才可以那么讲，挺立起自性的尊严，为示方便，才如此讲。一般人不可以这么讲。要是光执着这一点，就丢掉了禅宗最根本的精神。你以为祖师看书不多?看看其著述就知道了。更何况其修行的难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举例来说，大家都以为禅定很容易，很容易到初禅，但是证道初禅之前还需要经过九住心的过程，一住是入门，到第九住才接近初禅，如果你去修一下，就会知道到第三住第四住都很困难，更别说后面的境界了。我们只看到了公案，却没看到背后修持定慧的正精进和大毅力。
佛教从来都是由证说教，自己证到才会说。禅宗从来都是上根器法门，上根人才可以证到，如果你听上根这个词有别扭，那么可说，每个人根器不同，佛说的法也就不同。法无高下，只是适应众生的根器。不喜欢禅宗，没问题，可以看看中观、唯识或者小乘法门啊。
祖师点化，需要契机。看到时机到了，才说一句似乎不合逻辑的话，来点化你。或许你该想想，为什么祖师这么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说出明显不合理的话，必有其原因。时代变迁，后来因缘又有变化，公案之风渐少。现在你去正法禅林，那个禅师会跟你讲这些。因为你根本没有入门。
当然，我必须强调是正法禅林，因为大陆正法禅林和正法修行的人比较难见。其实历来没有修证，却喜欢卖弄光景的人也不少，都会造成对禅宗的误解，流弊甚广。
另外，见性后难到就不修行了?见性后才是修行的开始。六祖悟道后依然修行十余年才讲法。
总而言之，看禅宗有没有走到佛教的对立面很简单，看是不是符合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就可以了。不去看这些核心内容，只执着表现出来的一些你无法理解的内容，也不符合理性的精神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在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听过“国父”的话，他打出孙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骗群众。但是，有谁胆敢碰这块牌子，那是断断不能容许的。于是，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群走狗一拥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胡适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他们大声疾呼，一时甚嚣尘上。这立刻又引起了一场喧闹。有人说，他们这种主张等于不说，难道还有什么人主张坏人政府吗?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小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也就够了。它充分说明，胡适有时候会同国民党闹一点小别扭的。个别“诛心”的君子义正辞严地昭告天下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向国民党讨价还价。我没有研究过“特种”心理学，对此不敢赞一辞，这里且不去说它。至于这种小别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也不去说它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还要可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辩证法，对于这一件事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切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当年我自己也曾大声疾呼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的谬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为了自己这种进步，这种“顿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这一点，我脸上就不禁发烧。我觉得，持“小骂大帮忙”论者的荒谬程度，与此不相上下。
上面讲的对胡适的看法，都比较抽象。我现在从回忆中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于1946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同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这一批印度客人，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还请他们吃饭。他把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了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观察、了解胡适这样一个当时在学术界和政界都红得发紫的大人物。我写的一些文章也拿给他看，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根据我几年的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我现在谈两个小例子。首先谈胡适对学生的态度。我到北大以后，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逮捕学生。从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看，现在应当是胡适挺身出来给国民党帮忙的时候了，是他协助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学生的时候了。但是，据我所知道的，胡适并没有这样干，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好像有一次他还亲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恐怕与事实不会相距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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