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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褚遂良
中文名称: 褚遂良
又 名: 字登善
朝 代: 唐
国 别: 中国
籍 贯: 浙江钱塘
代 表 作
美术图片: 伊阙佛龛碑 倪宽赞 唐太宗哀册 大字阴符经 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著强烈的个性魅力。
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著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著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著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著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著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彷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著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著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著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帜。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书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著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著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著与实践著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著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褚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著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著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和褚遂良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褚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捩……，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褚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时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的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险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着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著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著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经史，工于隶楷。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叹息：“虞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者矣!”魏征就推荐褚遂良，并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宝爱王羲之书法，以金帛悬赏征购。一时天下王书争送至京，难辨真伪。惟遂良能品评鉴别，并编目藏入内府。其书法继承王羲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见重于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传世墨迹有《倪宽赞》、《阴符经》，碑刻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
读刘鄂《绝唱》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数量如汗牛充栋，刘鹗的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也有20回几十万字，但为什么这一段《绝唱》偏偏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为什么人们要反复地品味、鉴赏、解读它？《老残游记》写一个被人称作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一路游历中的见闻和行动，展示了清朝末年山东一带的社会生活面貌，着重揭示了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的种种行为，突出揭露了所谓的“清官”的暴政，作者的立意在于“谴责”朝政。《绝唱》只是描写了一个民间伎人的高超演唱艺术，表面看来它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就《绝唱》的艺术表现来说，它结构单纯、语言质朴，也似乎看不出有多少“玄机”。这篇《绝唱》所以久传不衰、成为经典，我以为原因在于这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艺术上的独创性。这是一篇真正的艺术精品，是那种融合各种文体和手法而又自成一体的艺术品，达到了不露痕迹、炉火纯青的境界。它的价值不在思想而在艺术。民间伎人白妞的演唱艺术，是“转益多师”成一家的“绝唱”，刘鹗对演唱艺术的表现是百川合一的“绝笔”。以“绝笔”写“绝唱”，朴素自然、柳暗花明，相映成趣、余味无穷。据史书记载，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但并不热衷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早年科场不利，曾行医和经商。他不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但他广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使他能够吸取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一种独创的小说文体。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涌现出了许多旨在展示、揭露社会现象的游记小说，绝大多数在艺术上较为简陋，只是游记散文的连缀，而刘鹗的《老残游记》却脱颖而出，在艺术上达到很成熟的境界，与当时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并称为四大社会“谴责小说”。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刘鹗对一个个封建官吏嫉恶如仇，给予无情揭露；而对祖国的美丽山川、风景名胜“情有独钟”，特别是对百姓和民间艺人，有着深切的同情和关注。黑妞、白妞就是民间艺人的代表形象，他倾尽全力去塑造她们，表现了他的民间情怀。一个作家创作中的融合和独创，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所谓融合，就是要把各种表现手法、各种文体特征大胆“拿来”，“据为己有”，博采众长，达到一种量的积累。所谓独创，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追求，有取有舍，然后熔铸成一种体现自己“个性”的文体和风格。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的融合与独创，许多文学史家都有所论述。张炯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中就这样说：“刘鹗的创造，是把游记体引进小说，小说中的许多片断，都可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胡适评论这部小说时说：‘刘鹗先生是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并说他无论写人写景，‘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描写’。”（见该书第5卷515页，华艺出版社9月版）李修生等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中称：“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高超的描写艺术……我国白话小说的传统是重叙事，不重描写，因此《老残游记》的这一特色在小说史上是不多见的。”（见该书4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7月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论述道：“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还出现了长段的心理描写。这在我国已往的小说中是少有的。”（见该书第4卷3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版）你看，《老残游记》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它是游记类题材，用的却是小说文体，而其中的很多片断又分明是艺术散文的笔法。有些写人写景的地方，用了工笔细描的手法，语言又颇有新词韵味，还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作者融汇了多少表现手法呀！但你并不感到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杂乱无章，它显得流畅、明净、细腻，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散文化小说。这在当时的小说界，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小说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即《绝唱》），更集中体现了刘鹗的这种艺术独创。这一回中的大明湖秋色、白妞说书几个片断，其手法的新颖和描写的细腻，常常为评论家们所称道。白妞是《绝唱》中精心塑造的主角形象。“年纪约十八九岁……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看来这是一个贫家女子，秀雅而不娇媚，朴素而不寒酸，楚楚动人，矜持腼腆。作者略带夸张地写了她的眼睛，如“秋水”、“寒星”、“宝珠”、“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使这个貌似平常的贫家女子一下子光彩熠熠，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名倾一时的民间伎人的精神和风采。寥寥数语，就把白妞活脱脱刻画出来，也把作者的惊叹、赞美乃至喜欢之情传达出来。这是大明湖、千佛山以及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艺术精灵”。白妞不是世家出身，也没经过专门的艺术训练，那么她高超的梨花大鼓艺术从何而来呢？作者借高升客店的茶房作了详细回答：
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同一面鼓，两片梨花简，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甚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甚么出奇，他就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甚么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甚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唱。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他又把南方的甚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
这位“白妞迷”茶房的一番话，可惜在语文课本中被删掉了，它清楚不过地表明，白妞无人企及的演唱艺术是她融合百家之后的一种独创。她在山东乡下的土调——梨花大鼓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地戏曲、不同的戏剧流派还有南方的戏剧曲艺的多种曲调、演唱技巧、表演风格等等，又凭借她的天才歌喉，创造出一种深厚、丰富、雅俗共赏的新“梨花大鼓”，征服了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无数听众。这是茶房对白妞演唱的理解，也是刘鹗对白妞艺术的认识。可以说，白妞的艺术独创，与刘鹗的艺术追求是息息相通的。《绝唱》为什么能把白妞的演唱表现得那样出神入化？正是刘鹗真正听懂了白妞的演唱。
要懂得音乐，就要有一双能够辨别音乐的耳朵，这就叫音乐鉴赏力。史书上没有记载刘鹗究竟懂不懂音乐，但按我的推测，以他的博学多才和兴趣之广，他应该懂一点音乐，至少对音乐是喜欢的、敏感的。这在《绝唱》里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核心部分是表现白妞的演唱技艺的，在逼真摹拟演唱声音的基础上，作者充分发挥他的通感联觉，展开一系列奇丽无比的心理活动，把最难描写的演唱声音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历在目。不懂音乐的人是很难写到这个境界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一开始描写白妞起唱时给人的感觉：“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妙在什么地方呢？就像“五脏六腑”用“熨斗熨过”，就像“吃了人参果”那样“畅快”。这都是一种心理感受、内心想像。在描述白妞高音区的演唱时，作者用攀登泰山来比喻，“愈翻愈险，愈险愈奇”。作者一定登过泰山，把对音乐的感受转换成了视觉形象。白妞的演唱由高音区跌落下来，作者又用飞蛇在黄山群峰中盘旋穿插来形容，这又是一种幻觉形象了。最后低音回环、渐渐消逝，又突然喷涌而起，作者用燃放东洋烟火来作比，在作者的心理世界中，音乐此时不仅有形，且有色，甚至可以嗅到火药味，变成了可看可感的东西。从舒缓优美，到高亢激越，到回环曲折，到磅礴而起，到戛然中止，把白妞的“梨花大鼓”艺术真是写绝了，谁能不“神魂颠倒”呢？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当代的歌唱家彭丽媛，她也出生在山东，她的演唱不也给人同样的艺术震撼吗？
《西域图志》
清代官修地方志之一。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平定准噶尔，天山南北尽入版图。次年二月，清高宗弘历下令编纂《西域图志》，以大学士刘统勋主办其事，派都御史何国宗等率西洋人分别由西、北两路深入吐鲁番、焉耆、开都河等地及天山以北进行测绘。资料工作在二十六年结束后，令交军机处方略馆进行编纂，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完稿。四十二年，高宗下令增纂《西域图志》，历时四年，于四十七年五月告成。高宗亲自审定，即今本《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首四卷为天章，汇录有关论述西域全局的御制诗文；自此以下四十八卷，分为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十九门。自疆域、山、水至藩属，计有总图、分图二十一幅，历代西域图十二幅。由于收集了所有正史、有关书籍和清代西域军营奏章、地方大吏的文告等资料，并且进行了实地测量和调查，故《西域图志》内容周详，文章质实，是研究中国汉代至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一部很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刘豫
(1073～1143/1146) 南宋初伪齐皇帝。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北宋末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兵南下即弃职逃走。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任知济南府，他见北方大乱，请改派江南一郡被执政拒绝。金兵围城，他杀勇将关胜而降。四年，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册文有“世修子礼”等语。先用金天会年号，不久，奉金朝的命令，改元阜昌。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天会十年)，刘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他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伪齐军曾攻占襄阳等地。绍兴四年，岳飞破李成，收复襄阳等地。同年，刘豫遣子刘麟会合金军渡淮南侵，遭到失败。刘豫屡败，金廷对他日益不满。绍兴六年，刘麟等征发中原民兵大举侵宋，金按兵不动，不肯协助。伪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次年，金废刘豫为蜀王，取消伪齐政权。后又迫令迁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改封曹王。刘豫被废时年六十五岁；卒年，宋、金二史本传都说在公元1143年(宋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但《金史·熙宗本纪》说在皇统六年，似以本纪为可靠。
刘锜
刘锜(1098—116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
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0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0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0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抗击金兵，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完颜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首，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
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000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士气，准备再战。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0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槔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超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首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00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
刘方
刘方(？—6)，京兆长安(今陕西省长安县)人，隋朝名将。
刘方“性刚决，有胆气”(《隋书·刘方列传》)。北周时承御上士，不久因战功拜上仪同。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赞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相州总管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恭外甥)对此不满，公开起兵反对杨坚。刘方随上柱国韦孝宽平定了尉迟迥之乱。因功加开府，赐爵河阴县侯，邑八百户。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总揽北周大权的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刘方进爵为公。
隋开皇三年(583年)，刘方随卫王杨爽出征突厥，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破沙钵略可汗军，进位大将军。此后历任甘、瓜二州刺史，尚未出名。
仁寿二年(6)，交趾(郡治宋平，今越南河内)俚人(古族名，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沿海及广西东南等地)首领李佛子叛乱。占据越王故城，并派其侄子李大权据龙编城(今越南北宁仙游东)，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左仆射杨素刘方有将帅之才，在杨素的推荐下，隋文帝诏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27营隋军前去平叛。刘方军令严明整肃，军容齐整，有违犯军令的人必被斩首；同时又对士卒仁慈爱护，士兵患病他亲自抚慰关照，士兵皆愿为之效命。时长史敬德亮随军行至尹州，病重不前行，留在州馆。分别之际，刘方见其病危，难以痊愈，一时流泪不已，被人称为良将。隋军进至都隆岭，遇俚人2000据险抵抗，刘方派营主宋纂、何光、严愿等击破之。隋军继续前进，逼近李佛子大营时，刘方先派人向李佛子陈述利害，李佛子恐惧，被迫投降，被执送长安。一些桀黠之徒，刘方恐将来反乱，皆斩之。此役，刘方恩威并施，使士卒在人地生疏的恶劣环境下，纪律严明，团结致胜。
隋文帝晚年，群臣说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多奇宝。时天下无事，刘方新平交趾，于是在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正月，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率步、骑兵万余出越棠(今越南宜春至海万霎间)，自率主力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南部)。当月，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刘方军击退。三月，刘方军至阇黎江，林邑军据南岸立栅，刘方盛陈旗帜，击鼓而进，林邑军惧而溃逃。刘方随即 指挥部队南渡阇黎江，行三十里，林邑军乘巨象由四面合围。刘方出战不利，便挖掘了许多小坑，坑上用草皮伪装，然后派兵挑战。林邑军不知是计，见刘方军败退，便穷追不舍，象多跌入陷坑，部队阵脚大乱。刘方派兵用弩射大象，象返走逃窜，林邑军溃乱不可收拾，被俘万人。于是刘方率军反击，济区粟，度六里，战斗多次，全取得胜利。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军据险为栅，又被刘方击破。刘方一直追到马援铜柱南，攻占林邑国都。四月，林邑王梵志放弃国都逃入海岛。刘方进入国都，俘获其庙主18人，全都为该庙整修了神像，刻石纪功然后班师还朝。
由于长途跋涉，连日行军，士兵肿足，死十之四五，刘方也染疾，在途中病逝。隋军撤后林邑王又重占国土。隋炀帝闻讯后非常悲伤，下诏书说：“方肃承庙略，恭行天讨，饮冰湍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隋书·刘方列传》)。子刘通仁嗣。
刘毅
(？～412) 东晋北府兵将领。字希乐，小字盘龙。彭城沛(今属江苏沛县)人。曾为桓弘中兵参军。元兴二年(403)桓玄代晋建楚国，刘毅与孟昶、刘道规等在广陵起兵，斩青州刺史桓弘，与刘裕(见宋武帝刘裕)会师京口，攻入建康，为冠军将军。义熙六年(410)，与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战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大败，降为后将军。旋又为荆州刺史，据长江中游。他与刘裕协同过平桓玄，而功居其次，意常怏怏，求与裕抗衡。义熙八年刘裕受诏率众讨伐，刘毅兵败，自缢于江陵。
刘伶简介
刘伶(约221～292) 字伯伦。晋沛国(今淮北市)人。魏末曾任建威将军。晋武帝时对策，申述“无为而治”之义被黜。司马氏擅权，伶纵酒放浪以示对黑暗统治的满及对礼法的 蔑视。党乘鹿车；携壶酒，使人荷锹相随，道：“死便埋我”。与阮籍、嵇康等合称“竹林七贤”。有《酒德颂》较革教员。另有诗《北芒客舍》等
刘歆--古学鼻祖
（前50？—23）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
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
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一、王侯世家 书香门第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
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
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
卓越学识确实
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
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
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
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
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
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
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
“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
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
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
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
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
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
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
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
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
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
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
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
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
《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
初显赫，却仍凭著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
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
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
将军王凤的反
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
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
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
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
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
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
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
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
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
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讎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
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讎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
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
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
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
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
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
《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
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
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
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
著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
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
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
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
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
《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
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
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
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
“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
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
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
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
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
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
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
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
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
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
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
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
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沈于
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
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
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
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
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
“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
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
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
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
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
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
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
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
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
《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
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
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征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
《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
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的人数千人，到京城来“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
。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
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
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
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
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
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
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
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
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
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
基础理论。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为“居摄践柞”，一切“皆如天子之
制”、“民臣谓之摄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与皇帝一样了。而刘歆
也因之被任命为少阿，成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刘信为天子。王莽任
命孙建等七人为将军，率兵征讨，刘歆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屯兵于宛。直到翟义
被平，刘歆才归故宫。
居摄三年，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皆封公，孙王宗封为新都侯，侄王光封为衍
侯。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万尊之位，王莽让太后下诏议
论莽之丧服。刘歆率博士诸儒78人上书，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
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摄践柞，盛赞三年来王莽“茂成天功，
与唐虞三代比隆”，乃“圣哲之至”。说王莽“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
秦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与尊者为体，承宗庙
之祭”，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糸衰”、“弁而加环糸至”的规定，王莽对母
丧宜“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很显然，这里已不是单纯的议丧服，而
是要从礼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义上还是“摄皇帝”“假皇帝”，
现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无论从天意、
从功劳、从礼制上都应该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刘歆带领或启发下，各地钻营之徒纷纷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
铜柜，有两印案封题，称此为高帝庙之图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并
有辅佐11人包括王舜、刘歆、王兴、哀章诸名。据说在此前后，共有德祥五事，符
命25，福应12都是督促王莽代汉的符命。甚至当王莽等人还犹豫不决时，大神石人
又说道：“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于是承应天意，当上
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国。以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
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跃为四辅，王莽在始建国二年
底的一纸谕旨中道出了奥妙，说“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厥功茂焉”。
必须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汉有著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土地过度集中而造成的
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是最根本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以王莽、刘歆为首的这部分
人，终于看出了腐朽的西汉王朝无法维持，而试图以复古改制为旗帜，以推翻刘氏
政权为号召，从而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至于谶纬符瑞之
类，不过是神化王莽欺骗世人的手段而已。刘歆讲符瑞，是否出自违心地假造以取
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
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
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
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
《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后人用覆酱瓿也。”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
“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
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
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
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
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
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
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
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
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
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
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
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
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
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
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
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
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
封赏等。
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
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
仇，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行五均
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
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
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著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
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
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
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
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
长久的。
三、谋诛王莽 事败身死
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
勋。因为，随著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
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
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
骗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
前头说过，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
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
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
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
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
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著，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
汉平帝皇后黄皇室主是他的妻子。王莽借口这是对他的怨谤，下令收捕甄寻，迫令
甄丰自杀。甄寻逃往华山，到始建国二年底才捕获。在审讯中，甄寻的交代牵连到
刘歆两个封侯的儿子刘囗和刘泳，刘歆的门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党亲列侯，死
者数百人。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寻案而处死刘歆之子及门人，显然
是要给刘歆一点颜色看看。
二子及门人被杀，使刘歆受到很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来社会危
机的加深，使刘歆对曾经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改制失去了信心二王莽的那些改制，
不仅没有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挽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目的，反而导致
了更多的人民破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其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以及对
周围各族频频发动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始
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起，各地农民起义就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到天风四年、五年
（公元17、18年）终于形成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战争。刘歆利用王莽改制以
安定社会的愿望成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于是思想消极，闭门自守，未再参
与重大政治活动，也不见在此期间有什么学术著述。
对刘歆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刘歆的女婿王临曾被王莽
立为太子。王莽与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临亦与之通，恐事情泄露，于是王临与原
碧密谋杀死王莽。其妻刘忄音受家学，能观天象，对王临说，宫中将有白衣会，此
为王莽败乱之兆。王临暗喜，以为阴谋将要成功。但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
心中忧惧，就给病中的母亲写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发
现此信，在妻病死后，就抓了原碧等拷问，知王临有杀父之意，迫令王临自杀，赐
谥谬王。进而牵连于刘囗，下诏责备说：“临本不知星，事从忄音起。”刘忄
音自杀，刘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且加深了对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刘歆已不受
信用，所以当王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时，公孙禄竟在朝廷上攻击“国师嘉信公
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到地皇三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王莽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图谶又起。宛人李
通以图谶说刘秀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曰“刘秀
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
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就是说，当时在图谶家中普遍流传著「刘秀
当为天子”的谶语。后来建了东汉的刘秀认为这是他将为王者受命的征验。而与刘
歆亲近的一些人则认为是刘歆将恢复汉室为天子的兆验，因为刘歆早在建平元年
（公元前6年）为了避新继位的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字颖叔。
这个谶言以复汉为号召，以刘秀为天子，极有号召力。于是两个刘秀就成了人
们注视的目标。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都深信其谶，几次向刘歆讲天文星宿情
况，刘歆没有表态。后来王涉哭著对刘歆说：“我实在是为了和你一起设法保全王
氏之族，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刘歆看王涉是真心诚意，于是将他引为知
己，向他讲述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刘歆、王涉、董忠于是共谋劫持王莽，投奔新
市、平林起义军所立汉宗室更始皇帝刘玄。当时，董忠统领中军精兵，王涉负责宫
廷守卫，刘歆之子伊休侯刘叠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担任殿中警卫，如果三人同心协力，
大事可成。可惜，刘歆过于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现才肯动手。结果在地皇
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孙极、陈邯告发，董忠被中黄门格杀，刘歆、王涉皆自
杀。刘歆等人精心策划的兵变竟毁于一旦，自己也终于丧失生命。刘歆、王涉等人
的反叛对王莽的精神打击很大。王涉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刘歆为其有几十年情谊
的旧臣，这真是所谓“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王莽“忧懑不能
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枕矣。”行动也更为乖辟。
到十月，更始兵入长安，王莽就被分裂身体，支节肌骨脔分，其新朝政权也就在农
民起义的凯歌声中宣告灭亡。
四、博学淹通 倡立古学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秦始
皇焚书，使许多先秦古籍被禁毁。汉初，才陆续从民间传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把
一批用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今文经）颁为官书，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
后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
韩，《礼》有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以至“百有余年，传业者寝
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与
今文经传授的兴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的流传却极为冷落，只
在民间由经师传授，或者由发现者献上以后，一直藏于中秘府而无人问津。是刘向
和刘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了这些经书，使之得以为世人所知，从而为经学
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经书中，有的文字与今文经有增有异，如《古文易经》
比施、孟、梁丘之经增“无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经增多，如《古文尚
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孔安国所献，共58篇46卷，比今文经多16篇，
即使与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欧阳、大小夏侯之经文的《酒诰》有脱简一，
《召诰》有脱简二，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再如《逸礼》，亦为鲁恭王坏孔
子宅时发现，总计56卷，其中与今文经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为逸篇，是关于仪礼
的古文篇章。还有的全经为今文博士所未见，如《周官经》（即《周礼》），此书
在文帝、武帝时陆续发现，仍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用千金求购，仍不得，遂
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因为是讲周代官制的，故称《周官》，
刘歆改称之为《周礼》。《春秋左氏传》，汉初为张苍所献，司马迁曾据之写《史
记》中的有关篇章，河间献王曾在其封国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为当时该书经、
传别行，又由于武帝崇《公羊》之学，故《左传》不仅不能立于学官，且不为博士
官所知。又有的虽与今文经无多异，但因传授师说不同而与今文经有别，如《毛诗》。
《毛诗》出自赵人毛亨，其释诗兼诂、训、传三体，自谓系子夏所传，河间献王颇
好之，以毛公传人毛苌为博士，但却不得立于学官。
这些经书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学官，又无人表彰，故传授者极少，据
《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当时调查，民间只“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
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况且古文经都是用先秦篆文写成，一般学者阅读存在困
难，即使读通了也无利禄可言，长期以往，将会日渐失传，“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阂，
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才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
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
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刘歆当初的发现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有必要叙述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真伪问题。唐代中期以前，
对这三部书尚毫无怀疑，汉代今文家只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并没
有说这三部书不是真书，只是反对将其立于学官。唐初修《五经正义》，仍用以上
三书。唐人啖助、赵匡始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苏辙则认为《周礼》
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到了明代，梅囗则则揭发《古文尚书》及
孔传为伪品。清代学者在对古籍进行全面考辨的时候，更把注意力颇多集中于
经书上。阎著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最终揭发出《古文尚书》为伪书。其后，丁晏
作《尚书余论》，认为伪古文和伪孔传为三国王肃所伪造。这些意见，大体为学界
所认同。但是必须指出，这里所谓的伪《古文尚书》并非刘歆所表彰者，而是魏末
晋初才出现的，由王肃伪造的。刘歆所立的《古文尚书》并不伪，其中与今文相同
的33篇，至今学者认定为先秦古籍，至于不同的那些篇章，也是真书，魏三体石经
残石尚存《古文尚书》残字110多字可证。只是东晋南朝时因士人尚玄学而不重视经
书，尤其不重视朴素的《尚书》，以至该书逐渐亡佚了。至于《周礼》，毛奇龄说：
“《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
《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方苞则历指《载师职》等某章句为刘歆
所篡入。但多为清儒所驳。还有《左传》，顾炎武、姚鼐均言非出一人之作，
但为先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倡言刘歆改《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
传》。即将一部一般史书改编为解经之书，其中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
刘歆所增窜。到清末，康有为从廖平的《古学考》得到启发，著《新学伪经考》，
说《周礼》、《逸礼》、《左传》、《毛诗》等皆刘歆窜乱伪撰，且言：《易》学
为歆伪乱有三；《书》伏生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几十；《诗》、《毛诗》之伪凡十
五；《周官经》六篇盖刘歆伪撰；《乐记》出于欲无疑；《国语》被刘歆一分为二，
而成今之《国语》和《左氏传》后来亦有学者如古史辨派及当代之徐仁甫先生
继承其说。但是如果认真阅读康氏之书就会发现，他当时之所以写此书并不是真正
为了辨伪，而是为了利用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
事实上其中错谬百出，是说不上任何学术性的。现在看来，不仅《周官》不伪，
《左传》更不伪，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先秦古籍。难怪连当年力主刘歆遍伪群经的古
史辨派首领顾颌刚先生晚年也说：“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的较原始史料仍以见于
《左传》者为多，运用《左传》等记载才有可能把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考证清楚。”
怎么能说《左传》、《周礼》是伪书呢！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
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
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
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
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
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
《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
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
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
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
“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
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
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
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
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
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
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
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
理，加以保存而已。既然六经都是周公旧典，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予以研治。基
于此，刘歆特好《左传》，他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注重用《左传》中所叙之历
史事实来解经，用《左传》中的凡例来界定三代史官的记史法则，用《左传》来批
评《公羊》、《谷梁》对《春秋》的曲解。正如其本传所言：“欲治《左氏》，引
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欲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
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是以所记历史
事实的详略多少作为区分经书优劣之标帜的，所以他不仅好《左传》，而且好记述
周代官制的《周礼》，好三代政治文献汇编的《尚书》，好讲礼仪的《逸礼》。他
从研治这些古文经出发，据《周礼》、《乐经》研究钟历，以黄钟律为根本标准，
辅以相黍制定了国家标准的精确度量；据《尚书》、《左传》，将三统与五行相生
说相结合，并以三统而言三正、三历，创造了推定先秦古历日的《三统历谱》，这
些都有其特别的意义。但是信古之极必为泥古。刘歌迷信六经乃周公旧典，对之毫
无怀疑，以至将一些后代补作乃至伪撰之书亦视为三代旧作，且由信古而产生倒退
的历史观，一切遵崇三代，以为今不如古，要挽救世风，唯有复古，这从政治实践
上看，是企图拉著历史车轮倒转。王莽改制之失败，其根源之一，盖即此。由于对
经书研究的路数不同，古文家既要通文字训诂，又要懂历史和典制礼仪，就决定了
古文家学问的宽窄与今文家不同。今文家讲微言大义，通一经即可为博士，他们
“或为雅，或为颂”，至合数人治一经，所以当时有“遗子满囗金，不如教一经”
之谣。古文则不同，他偏重于文字历史的典制解释，非博学无以治经，所以从刘歆
开始，凡古文学家一般是学问渊博，广泛研治数经。本传讲，刘歆“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欲及向
皆治《易》，……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博物治闻，通达古今。”
这种博学治经的路数比起“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的今文家，当然是更为优越了。
由于对六经价值标准不同，今古文家对六经排列的顺序也不相同。今文家认为六经
是孔子用以垂教万世的大典，所以在《春秋繁露》和《史记》中，皆依其程度之浅
深排列六经次序。们守》、《书》为文字的教育，列于最前；《礼》、《乐》为行
为的训练，心情的陶冶，列于其次；《易》谈哲理，《春秋》有微言大义，故列于
最后。刘歆等古文家认为六经为三代固有史料，所以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
中，皆依其时代之先后排列六经次序。《易》之八卦，作于伏牺，列于首；《尚书》
有《尧典》，列于其次；《诗》有《商颂》，故又次之；《礼》、《乐》为周公所
制，列于再次；《春秋》为孔子据周公旧例所修，故列于最后。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
学的发展道路。清代的新今文家攻击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遍伪群经，杜撰出一系列
古文经书。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当刘歆发现
中秘古文经书而谋求为之立学宫时，王莽尚毫无篡权迹象哩。刘歆之所以呼吁将古
经立学官，其本意完全是为了促进儒学的丰富与发展。就是他在《让太常博士书》
中所说：“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哀帝说他“欲广道
术”，是极中肯之辞。后来，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凭借政权的力量，压倒了今文学
派，将《左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并且大增博士
弟子，在全国兴起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使古文学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东汉
之初，汉光武帝废古文，提倡今文。但是由于古文经在学术思想界已经有了深刻的
影响，而且它的学术本身有许多合理的成份，所以古文经学不仅没有随著王莽政权
的覆灭绝迹，而是在民间以更广阔的范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风靡整个东汉社会
的古文经学学派。我们讲两汉经学史，实际上是两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
的历史。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
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实在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
经学之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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