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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最著名的长篇歌行之一 ,对后世诗歌文学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称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人,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作者时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话及唐玄宗、杨贵妃事,有感而发,陈鸿作《长恨歌传》,白居易作《长恨歌》。传世的《长恨歌》就这样诞生了。
白居易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些观点充分反映在《长恨歌》的李杨爱情传奇中。《长恨歌》的第一部分:由‚汉皇重色‛起笔,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写一代君王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起因。第二部分:描述由‚安史之乱‛引起的‚马嵬事变‛,这是爱情悲剧的高潮。第三部分:唐玄宗失去杨贵妃后的痛苦感受,包括单身入蜀与孤守长安宫殿两个情景。第四部分:在临邛道士的帮助下,玄宗、贵妃重新团圆,这是神话传奇般的结局。《长恨歌》的主题反映在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中。这个主题充分反映了李杨二人悲剧的命运与永恒的爱情。
在《长恨歌》中,杨贵妃一出现就成为悲剧式的主人公,在封建社会的压力之下,‚一朝选入君王侧‛,她被迫入宫,她的命运不能由自已作主。白居易对贵妃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成功地在开篇就塑造了女性的悲剧,还原了历史的原形。白居易一反古代史学家们的‚女人祸水论‛的谬论,如陈鸿《长恨歌传》就直白其写作目的在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而白居易却不这样持有偏见,他将唐玄宗的误国与杨贵妃的得宠分开来谈。李杨爱情在安史之乱的衬托下,引起读者们的同情,杨贵妃的形象与得到读者们的爱怜。《杨太真外传》记述了马嵬事变时,军队哗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并包围了驿院。唐玄宗惊慌失措,出门慰问士兵。士兵们不肯离去,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不敢回去见杨贵妃,躲进驿站旁的小巷中,久久不肯进院。在众大臣的劝诱下,玄宗 ‚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以罗巾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马嵬事变生生将爱情的一对分开了, ‚君王掩面救不得‛,李杨的爱情悲剧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李杨的.爱情虽为一大悲剧,但仍有不少令人回味之处,如二人在歌舞升平时期的恩恩爱爱的细节就很令人感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杨玉环,玉环国色天香,玄宗引为知已,正所谓‚一朝选在君王侧‛。玄宗度玉环为太真,随侍左右。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册为贵妃,待如皇后,宫中呼为娘子,这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二人之爱已到了难舍难分的境界。《新唐书•杨贵妃传》也记载了李杨形影不离的爱情故事,‚妃以谴还铦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欲验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帐、司农酒饩百馀车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赐。力士知帝旨,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妃见帝,伏地谢,帝释然,抚尉良渥。明日,诸姨上食,乐作,帝骤赐左右不可赀,由是愈见宠。‛这些历史记载正是《长恨歌》的所描述的李杨爱情的真实的写照。李杨的爱情之所以如此持久,与他们都是梨园弟子的知音有关。唐玄宗通晓音律,善击羯鼓,杨贵妃雅善歌舞,而且擅长演奏琵琶、击磬。《长恨歌》中盛赞道:‚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长恨歌最动人的诗句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生殿亦名集灵台,天宝元年(742年)修建,为天子祭祀天神之前斋戒沐浴的地方。关于七夕李杨游华清宫之事,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开元天宝遗事》又云:‚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
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这就是李杨在长生殿对天盟誓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背景,在七夕的美丽夜晚,民间与宫中乞巧,瓜果酒馔花朵摆满了家家户户的庭院,人们要在院子里赏月整个晚上,女人们还要穿针引线,比赛技巧,祈求夫妻团圆合家幸福,唐玄宗与杨贵妃也按民间习俗,在月下祈求世世为夫妻,这样的爱情祈求是很感人的。
《长恨歌》已传颂了千余年,它所描写的一代帝王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那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在《长恨歌》的诗句中,无论是在李杨初次相见温泉宫,还是在皇家宫殿中的恩恩爱爱,无论是在刀光剑影的马嵬事变中,还是在玄宗的孤苦思念中,李杨的爱情都得到了升华,让我们都看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
《长恨歌》作者白居易简介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称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轶事典故】
爱恋湘灵
白居易11岁那年,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4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白居易有一首 诗名为《邻女》,追叙了十五岁的湘灵,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
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的相处和8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了。离别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虑过结婚问题。但是湘灵担心她家门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恳切愿望。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岁考上了进士,回符离住了近10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白居易无奈,便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公元8)秋,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他们的婚姻无望了,但他们深厚的爱情并没从此结束。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在近8年里,母亲再没让白居易和湘灵见面,也不允许他提起湘灵。
白居易37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44岁,湘灵也40岁了,但未结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不会毫无关系,所以说白居易亲身经历的这段悲剧般的爱情为《长恨歌》打下了基础。
直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满回洛京途中,看到变换旧村邻而湘灵已不知去向的时候,这段长达35年之久的恋爱悲剧才划上了离开的句号。
樊素小蛮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时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素口蛮腰,蓄妓(这里的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决定卖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吃苦。但是他心爱的马居然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和小蛮等对白居易还是蛮有感情的,都不忍离去。樊素感伤落泪地说:“主乘此骆五年,衔橛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愦。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白居易也长叹道:“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返庙,素返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姬!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当然最后于白居易70岁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家酿名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心瞩洛阳
贞元十五年(7),白居易从江西浮梁县到洛阳省母。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书郎时,曾春游于洛阳。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不想去长安,打算回洛阳隐居。便将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两匹马作价的钱,在洛阳履道里(今洛阳市东南赵村东狮子桥一带),买下原散骑侍郎杨凭的旧宅。实现了他“但道吾庐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826年)他与刘禹锡结伴归洛阳。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阳,与皇甫镛、苏弘、刘禹锡,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到洛阳,长期住在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至直后终老。正象他自己所说:“往时多暂住,今日是长归”。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诗人,诗词流传至今三千多首,数量居唐代名诗人之首。
会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岁时,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贫自守,体察民情,从未忘记老百姓的疾苦。他73岁时捐资并提议民众共同治理被称为“八节滩”的伊河险段,使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径从今免苦辛”,自居易对这件事十分欣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欢喜二偈》中,就有这么二句:“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为元稹撰墓志的钱,捐献给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65卷,共诗文3255篇。藏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会情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诗中,讴歌洛阳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东花下作》中的“记得归诗章,花多属洛阳”。《柳枝词八首》中的“何以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在白居易的笔下,人们了解了洛阳的美容,对洛阳更加热爱。正如唐代诗人徐凝在诗中写的“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会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岁了,他还到赵村(今洛阳市东南部)观赏杏花,写了《游赵村杏花》诗。
会昌五年(845年),自居易和在洛阳的6位年过70的朋友,组成7老会。后来95岁的僧人如满和136岁的李元爽,也参加了7老会,号称“九志图”。他们饮酒赋诗,在诗坛上传为佳话。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临终前,他遗嘱“不归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满之侧”,想永远与洛阳山水为伴。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埋在龙门东山琵琶峰上。人们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在琵琶峰上对其墓加以扩建,建成了“白园”。整个白园庄严肃穆,质朴典雅,布局结合地形,峰回路转,曲径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错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气,西湖水很浅,不够灌溉农田;每到下大雨,又会湖水泛滥,不能积蓄。这种情况使西湖不能尽到最大的效用,造成农用和民用的水源都发生问题。
白居易是怀着“下恤民庶”的抱负来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彻底治理西湖这一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在西湖东北岸一带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证农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这个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离任前的两个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亲自写了《钱塘湖石记》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这篇碑记就成为关于西湖水利的重要历史文献。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们就称它为“白公堤”,表达了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
当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例如,当时有些人对筑堤设闸、决放湖水来灌溉农田的举措十分担心,而且提出了反对意见,白居易对此一一作出了解释与批驳。并且,白居易也对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与放湖水灌农田的实际功能作了细密的测算。
当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仅是一座水利设施,而且还是当时杭州一条热闹繁荣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游览西湖,就以白堤为白公堤的替身,来寄托对白居易的爱戴与怀念之情。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说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实际时间仅20个月。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白公却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对杭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环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边三十里的西湖,蓄着一湖淡水,按说水源还是相当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饮水却大成问题。
原来,杭州濒临钱塘江,由于受钱塘江咸潮的长期侵蚀,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围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边,取井水饮用,而井水却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还有一段距离,到四周山中溪涧取水,路途更远。居民为解决日常引用水问题,往往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第一位浚六井,解决饮水问题的官员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从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过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类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内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们就可免除远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经四十年。这时,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六井的供水。白居易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心继续李泌这一利民业绩,彻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亲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长安居大不易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 字乐天,自称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来又迁居到陕西韩城,最后定居在陕西下邽。据说白居易刚生下来才两个月,①奶妈抱着他,并指着家里的书让他看,他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却早已认识“之”、“无”二字了。所以后来人们在谦逊地称说自己所识别的东西不多抑或知识有限时,便往往会用上这典故,说是“略识之无”。稍微长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欢读书,而且他的记忆力之好极为惊人,凡是他过目的书,就没有不把它紧紧记在了脑子里的。而他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非凡才华,便更是让人吃惊不已了。
诗才已经不同凡响的白居易,在16岁那年便只身来到了京城长安。他闻名去拜访当时掌管编纂国史以及为朝廷起草文告诏令的著作郎顾况,以便请顾老前辈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亲切指点。而苏州人顾况却是一个自视甚高、很少对他人有所推许的著名诗人,尽管他家门口车水马龙,来拜访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灯开饭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时此刻递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诗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这三个工整的楷体字。
因频繁接待来访客人业已有些疲惫了的顾老诗人,一眼瞥见“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来:“呵呵,好大的口气!要知道,京城长安现在米价高得很,平时就是想居住下来也挺不容易呀,更何况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说完,他趁家人还没有把饭菜摆上桌来的当儿,便漫不经心地浏览起白居易呈给他的诗稿。一打开扉页,里头第一首就是题为《赋得古原草送别》的五律,其诗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②
当他看到颔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眼睛蓦然一亮,顾老诗人就再也不能移开目光了。可以想见,此时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经心了。他一手捻着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须,一手紧握着诗稿,转而细细地品味起来,并不时点了点头。然后他又腾出了那只轻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绝道:“能写出如此之好的诗句,要想在长安居住下来,又有何困难可言哉!老夫刚才的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啊!”
这是顾老诗人欣赏白居易该诗中野草所蕴涵着的顽强生命力,纵然在历经野火焚烧之后,但它一经那春风(请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诗文中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的.词汇)吹拂,它便又生机勃勃地绽出嫩芽,并开始生长和迅速繁衍起来了。作为一个人,难道就不应该像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样,在逆境中顽强斗争,以期倔强地生存下来吗?而这,该是多么需要精细观察和深刻领悟呀!不用说,这正是作为诗人所必备的良好素质,所以顾老诗人不禁为眼前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接下来,得到了老诗人顾况的大力赞扬和多方介绍,少年白居易的诗名顿时便传遍了整个京城。但非常遗憾,由于白居易还没能得到更为强有力的引荐,虽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于是只得黯然离开了。直到德宗贞元十六年(8),他才以高科考取进士,此后便踏上了仕途。再就是他的诗名不但在全国知名,到处流传着他许多杰出的作品,而且他的诗名还传到了鸡林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可见,顾老诗人当年并没有看错白居易。
按:① 然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则称七、八个月也。② 20世纪许多选本亦据《唐才子传》仅仅选录该诗前四句,要知道这并不科学;而且,它也是对白居易诗作的肆意阉割。至于其颔联,乃系是流水对的构句方式,同时它还使用了“隔句拗救”这作诗技巧。
【诗歌作品】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纪念建筑】
洛阳故居
白居易故居纪念馆位于洛阳市郊区安乐乡狮子桥村东,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白居易纪念馆是一座仿唐式建筑,馆内有诗人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名作如《琵琶行》等的诗意而建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表现了白居易的文化特色。
龙门白园
白园(白居易墓)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安葬于此而得名。
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地,白园占地40亩。这里东西两山对峙。 白园包括龙门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系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原则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迎门为青谷区,丛竹夹道,悬瀑飞洒,荷池送爽,乐天堂、听伊亭、松风亭等仿唐建筑引人入胜。乐天堂内有白居易塑像。园中间为墓体区,有墓冢、24吨重的自然石卧碑、乌头门、登道、碑楼。整个墓区翠柏葱郁,奇花飘香。诗廊区在墓北山腰,陈列有当代书画家书写描绘的白诗碑刻和诗意瓷砖壁画。
墓址
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一桥飞架东西;宛若一道七色彩虹。依山势建有松风亭、白亭、翠樾亭、道时书屋、乐天堂等富有唐代风格的亭阁,古风遗韵,游人至此,雅兴顿生。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即是白园的大门。进门直行,但见路转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极。漫步石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奕、饮酒、品茗、论诗之处。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上,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称为白园,这位诗人曾以居士情结与如满和尚等人结为“香山九老”唱酬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晨烟夕蔼,会昌六年,终老于河南履道里,如今,白园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场所。
由墓道向左、下至峰腰平缓处,即是古雅的九曲回廊,廊壁尽嵌现代诗人墨客吟咏的诗作以及白居易《琵琶行》全文石刻。在墓右侧,有巨石卧碑。刻有《醉吟先生传》,碑重24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书。白园,山峦怀抱,柏青竹翠,临峰而立,清风送爽,可远眺龙门石窟,可旁观香山古寺。
白居易的长恨歌简介
白居易的长恨歌简介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代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到这里消夏避暑,见此地风景优美,便下旨在这里修建一座行宫,名为仙游宫。
到了唐代,仙游宫改为三个寺院,一个寺院已经无存,留下的两寺分隔在黑河南北两岸。南岸的就是仙游寺,亦称南寺,明代曾改名为普缘禅寺。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寺院,又恢复了仙游寺的旧称。
仙游寺四周山清水秀,峰峦环峙,环境清静幽雅,白居易任县尉时,常与文友到此把酒谈诗论文,纵谈天下国事。
据陈鸿《长恨传》记载,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为周至县尉时,与王质夫、陈鸿游于仙游寺,因话及昔年玄宗与杨妃的爱情悲剧,相与感叹,并请白居易作歌以传其事。
白居易应命写《长恨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不朽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就在这里写成。
对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究竟是赞美唐玄宗与杨贵妃坚贞不二的爱情,还是讽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是谴责杨贵妃祸水红颜?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众多的评论中,有认为《长恨歌》是白居易借用对历史人物的咏叹,以寄托自己感情的作品。
根据《白居易世系家族考》和《白居易生活系年》等书中得知,白居易年轻时与一个叫湘灵的女子相爱。因为湘灵出身寒微,受当时社会的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而不能结婚,成为他毕生的“长恨”之事。
缠绵凄恻的相思和孤独苦闷的心境,使白居易在漫漫长夜中“孤灯挑尽未成眠”,仰望着“耿耿星河欲曙天”。
白居易用他的生花妙笔,沾着用热泪磨成的墨汁,写了《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的诗。还写过一首《潜别离》,其中说:“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难怪他的好友陈鸿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
有考证认为白居易在结婚前几个月写出《长恨歌》的,他是为失去湘灵而痛苦,于是就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诗句,来寄托自己对爱情的哀思。
白居易的其他诗作中,有许多是对爱情的冀求和赞颂。如《长相思》、《潜离》、《寄湘灵》和《冬至夜怀湘灵》等。这都可以认为是他对自身爱情憾事耿耿于怀的反映,而《长恨歌》则更是把自己带进其中。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谈到白居易有几个侍姬,其中有桃叶、樊素、小蛮、紫绡、红绡等。他说白居易身体有病而遣返了侍姬樊素,因此写诗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裊娜多年伴老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樊素归去后,白居易不能忘怀,又写下了“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金羁骆马近贳却,罗袖柳枝寻放还”,“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等诗句。
洪迈说:“读了这些诗后,感叹白居易不能忘情,禁不住凄然于胸。”
由此可见,白居易是一个“多情种子”,所以说他以写《长恨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不无道理的。
评析白居易《长恨歌》
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乐天 如是说。可见诗人的内心里,实在给《长恨歌》灌注了太多的情感。
白乐天一生感时伤世,传世之句多有力陈百姓之苦,苛政之弊,如“一吟悲一事”的《秦中吟 》,就是这样一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诗人,却将一段宫闱畸恋写得凄切婉转,荡气回肠.由此我想到了白居易自己的感情生活.原来他少年时曾与一民女湘灵相知相说,苦于家庭阻力不能结合,这种深深的痛苦寓于《长恨歌》的创作中,正是借咏史感怀自身的际遇。白居易虽然仕途坎坷,郁郁寡欢,甚至借佛道来麻木自己,寻找灵魂上的解脱,痛恨当时的朝政治腐朽朽.但我觉得,在这首诗里,更多的是对爱情的歌颂,或者说对自己曾经情感的影射.
而另一方面,自古帝王不爱江山爱美人,声色犬马也像是他们的专利。于是一个王朝没落的身影便随着一个女人冤屈的脚步,向着一个终点,慢慢地走着。“红颜祸水”便是一个绝好的理由,让帝王在感慨自己的国度走远之时,给后人一个开脱的借口。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她们只是用自己的脂粉为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而去争得一点点宠爱和一个男人的怀抱.而最终却被赐死.这也告诫她们,在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同时,也别忘记过度的开采带来的后果.
最后的浪漫主义的笔,给我们一点点慰藉,也让我在时间的端口,始终相信真正爱情的美丽。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欺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 》、《洛神赋 》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1)《长恨歌》的抒写方法首先表现在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特别重视和巧妙运用。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唐代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诗人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和采取写实的手法,而是有实有虚,前三部分大多是 “实”,第四部分全是“虚”。诗人的高明之处即是第四部分的“虚”,诗人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虽然“仙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但给读者的艺术感触与欣赏效果却是真实的。
(2)在故事叙述推进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诗人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结合使用,融情入景、移情于景及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等方法的运用使其具体体现。唐玄宗在逃往西南时,路途遥远而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秋景凄凉,此正是以悲凉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悲哀情思。面对蜀地青山绿水,唐玄宗不是欣赏享受,而是青山绿水在唐玄宗眼中也和自己的心态一样寂寞悲哀,美景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就是融情入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唐玄宗被情思萦绕、孤苦伶仃而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运用的是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的方法。总之,不管是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还是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不管是从白日到黑夜,还是从春天到秋天,诗人都是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巧妙结合起来,给读者以全视角的艺术享受。
通过第一部分对于全诗分段内容的扫描,我们可以将《长恨歌》全篇的关键词和行文线索摘要如下:重色貌美→相遇相知→君王晚朝→兄妹列土→歌舞淫飨→妃死马嵬→血泪相流→孤灯未眠→道士勤觅→帐里惊魂→容寂泪干→寄钗寄词→恨无绝期。这些表示行文线索的关键词正是诗人艺术构思的表征。诗人对于唐玄宗的“重色”和杨贵妃的“百媚”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政治上的'悲剧——安史之乱,同时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之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诗人的高明之
处正是没有按照常理结束诗作,而是借助唐代道教盛行的社会文化氛围,想象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杨贵妃对于唐玄宗的思念与真爱完全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珍重,他们的爱情经历与故事最终凝成了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欣赏诗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收获到轰轰烈烈的爱恨情感体验的同时,似乎更有如何去真正地爱一个人、如何表达爱意的哲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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