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高职学校走出生源困境要“宽进”还要“严出”（共含2篇），欢迎大家分享。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皮斯阿司与达蒙”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高职学校走出生源困境要“宽进”还要“严出”
“多年来高职院校的填报率、录取率、报到率，在各省市普遍不高。”这个议题在今年两会上又一次被提起。有代表、委员指出，高职院校目前存在“两个70%”现象录取率70%，报到率70%，两者相乘，实际招到的人数仅有招生计划的一半。如果说从起，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直接导致大学的门槛一降再降，让越来越多的考生切实感到了“不想上大学都难”，那么自开始，生源逐年下降的“寒流”，必然使被列为最低批次录取的高职院校最先进入“严冬”。而这个处在高等教育招生链末端的方阵，每年招生人数约占全国高考计划招生总人数的“半壁江山”。
“高职院校要走出生源困境，就应该主动寻找生源。”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建议，这些院校不要再把生源锁定在18～22岁，而要尝试向社会开放，扩大生源的年龄层，承办各种技能考证培训课程和提升职业能力的长短期培训课程，积极吸纳30岁左右的'社会劳动者，通过不一样的录取方式和教育方式，加大社会培训的比重，提高社会培训的质量。如此，既可以弥补高职院校生源的缺口，又可以为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据悉，这个拓展生源空间的思路源自麦可思的一项调查：届大学毕业生3年内有27%主动接受过自费的培训，其动因皆出于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需要，或为在现有岗位做好工作争取晋升，或为转换职业或行业做准备。由此可知，即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从业后仍有接受培训的需求，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劳动者，这种需求只会更大。一些高职院校只要开发相应的培训内容，就可以充分顺应这些社会劳动者的需求。
对于目前一部分已经启动注册入学、申请入学改革，以及一部分正在施行校企合作的订单式培养的高职院校，有专家提出，不妨还可以放宽户籍限制，允许高中毕业多年的社会劳动者不分户籍自主提出申请。这种生源空间的拓展，不仅会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走出生源困境，而且可以使国内那些选择同样低端且耗资不菲的“垃圾留学”的家庭减少，更或许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从根本上说，高职院校遭遇的生源困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固守封闭格局使然。一些高职院校既无力改变体制给自己设定的低端身份，又在一年又一年完不成招生计划时，不能通过多次招生、放开招生来解决。在一些不优秀的考生只是追求有学可上时，国内部分空置的高职资源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选择的空间，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家长选择了“垃圾留学”的生涯。
除了体制的外部因素，高职教育自身的问题也令人纠结。比如同样都是“宽进”，国外大多教育机构还坚守“严出”，即着力于把好培养关和毕业关，而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则往往以“宽出”终了。国内高职教育多年来在考生报考时和人才市场中均受“冷落”，与这种“宽出”的低层次办学不无关系。只有打破计划体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羁绊，让“以质量求生存”真正落到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中，高职院校才有望获得发展的活力。（周大平）
作者：周大平(来源：中国青年报)
四六级“严进宽出”制度下错位的学位把关人
尽管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不鼓励大学把英语四六级成绩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挂钩，但大学学位与四六级的挂钩坚冰依然没有融化的迹象。北京的6所高校最近一致表示，拒绝四六级与学位脱钩。
英语四六级与学位挂钩，这早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众矢之的了。四六级与学位脱钩的呼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连作为最高主管部门的教育部都肯定了脱钩的合理性，但各大院校依然我行我素，自然很容易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
然而，挂钩就一定有百害而无一益？脱钩就一定有百益而无一害？我看未必。在我看来，高等教育“严进宽出”大背景无根本改变之前，脱钩还不如挂钩有好处。
大学学位不是人人有份的派送纪念品，大学学位的授予是必须有硬约束的。在现代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学位授予的硬约束有两个：必修课考试与毕业论文。只有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者才能获得学位。通俗而言，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是学位的法定把关人，检验与筛选着每个试图通关过卡、取得学位的大学生。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是：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已经双双成为不称职的学位把关人，硬约束早就疲软得如下锅的面条。在不少高校中，必修课考试几乎成为馈赠学分的仪式。身为出题者与阅卷人的教师在考前往往会以划定范围等方式，默契地将考试内容透露给学生，在阅卷过程中则秉承“踩点给分、沾边给分、写了字就给分”、“宁可错放一千、不能错抓一个”的原则行事，而学生只需要赔上考前几晚上的睡眠时间死记硬背，就可顺利过关。至于毕业论文，更是成为了所谓的“阑尾”。论文指导、论文答辩走走过场，对于论文质量、真实性的考察更是形同虚设，学生只要按时交上毕业论文，就能够稳稳当当地拿到学位。于是，学位授予软约束直接造就了大学教育“严进宽出”的现状。
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失职，而英语四六级却填补上来，成为错位的、又是合格的学位把关人。英语四六级与学位挂钩，事实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学位授予硬约束：国家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划定分数线，那些适用于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的所有“软化”办法都无一奏效。最终，英语四六级这位错位的'把关人却成为最忠于职守、最铁面无私的学位把关人，让“严进宽出”的局面有所改观。
当然，让英语四六级来当学位把关人，实在是乱点鸳鸯谱；大学毕竟不是英语学院，学位证书不等于四六级证书。英语四六级与学位一旦挂钩，也的确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学生重英语而轻专业学习、学校重英语教育而轻专业教育、英语教学重应试而轻应用等等。但是，如果真的实现四六级与学位脱钩，那首先意味着消灭了唯一合格的学位把关人，“严进宽出”的问题将更加严重。由此看来，几家高校一致拒绝四六级与学位脱钩，并非毫无道理。
任何的改革都应该是增量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应该以实现教育质量增长为首要目标的。为了保证大学学位不至于真的成为人人有份的派送纪念品，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学位授予软约束的现状，终结大学“严进宽出”的局面；而在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能够真正履行把关人职责之前，英语四六级需要继续错位下去，挂钩还是略胜于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