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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向
一、21世纪将是一个更为光辉灿烂的“儿童的世纪”处于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汇点上，我们可以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儿童的生存状况、儿童的教育状况以及儿童权益的保护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与过往所有的世纪相比，20世纪大致可称得上“儿童的世纪”，爱伦?凯的预言基本上变成了现实。
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有一批学者分别从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视界，提出“向儿童学习”的主张。“向儿童学习”这一口号可以帮助教师乃至整个成人社会认识儿童，尊重儿童，建立更为民主的师生夫系，建立更为民主的儿童与成人关系，这一口号将会使成人社会从儿童生活里得到滋养，从儿童文化中得到“反哺”。我们相信，“向儿童学习”的研究以及成人“向儿童学习”的信念将使儿童空前地凸显在历史与人群之中，他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尊严。
二、21世纪将会建立与世界保持同步同时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学前教育理论
我国的学前教育确实在探索，在前进。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的现代观念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要经过摸索、实验，将先进的观念变成中国本土的东西，才有可能在中国发挥其重要作用。
在世纪交汇时刻，我们尝试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怎样建立？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自觉地将自己的理论视野打开，走得出去，又回得进来。“走得出去”，就是要问相邻学科乃至于全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习，要向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学习；“回得进来”，就是要将所学的这一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成为学前教育观念不断成长的营养成份。只有“走得出去，又回得进来”，我们才有可能在汲取教育史特别是儿童教育学历上一切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现代科学水平、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学前教育理论。
三、21世纪中国学前教育的理论架构中“儿童发展”将真正成为一个关键词
传统教育观念强调知识获得，强调“美德袋”的灌输，强调成人中心主义的师生关系等等。应试教育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传统教育模式。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素质教育思潮便是针对应试教育而发的。素质教育最初反对的是应试教育在实践层面上存在的种种弊端，但随着素质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将会对应试教育背后的原因──传统教育观念进行理论的反思，进而使素质教育思潮逐步发展为一场反对传统教育观念、建立现代化教育理念的运动。
事实上，儿童中心论并没有错，错的是那些指责儿童中心论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儿童中心论与社会对儿童发展的需要是矛盾的、对立的。事实并非如此。被看作”儿童中心论”代表人物的杜威一直试图调解个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之间的对立，他强调儿童是教育的中心，但同时他又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
儿童总要成为成人，成为社会的一员，成为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者，因而，儿童教育是不可能回避社会对儿童的种种要求的。而儿童中心论者则认为这种社会需要无可厚非，但欲实现这一需要，仍然要考虑到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只有按照儿童的本性实施相应的体现社会需要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对儿童发展的要求，也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儿童中心论者的这一认识并没有错。
在21世纪，在学前教育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不断强调“儿童发展”这一概念，让人们重视这一概念，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然而无论如何，“儿童发展”这一概念将是21世纪中国学前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四、21世纪将逐步要求学前教师具有大学学历
学前教师具有大学学历，这已是时代的要求和学前教育的发展趋势。不过，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城乡差别，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别，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学前教师具有大学学历这一要求开始于局部的发达地域，然后才会逐步扩及全国。社会对高质量学前教育师资的要求，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只有经济、文化发展了，学前教育事业才会有条件全方位地提高质量。
我们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会逐步出现一支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具有近现代文化素养、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是有系统的学前教育基本理论修养，经过扎实的教育技术培训的新型师资队伍，对于提高我国的学前教育的水平，对于奠定整个民族良好素质的基础，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录
幼儿园课程整体改革：
从皮亚杰到维果茨基/朱家雄
幼儿园课程设计的理性深化/傅淳 王珏
“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实践反思/华爱华
关于幼儿园以游戏教育化的思考/黄进
学前一体化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景观宗等
游戏治疗在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实践中的运用/邱学青
为幼儿的学习“搭架”试析集体教学中教师的“支架”行为/边军
从玩沙活动谈小班幼儿创造力的培养/王焰
表演游戏与幼儿主体性的发挥/林霞 林韵笙
通过插塑游戏培养幼儿的发散性思维/孙颢丽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价值及运用/王桂华
农村孩子呼唤游戏/冷清平、谢美红
幼儿健康教育：
幼儿健康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顾荣芳
幼儿园健康教育的策略研究/上海市威海路幼儿园
现代教育技术与幼儿园健康教育/张辉娟
中、大班幼儿同伴交往障碍因素的研究/谢玉萍
保教结合，寻求转化体弱儿童健康的研究/姚蓓喜
对全托幼儿入睡前的行为分析和思考/周念丽
儿童的发展需要和体育游戏的安排/盛建平、胡茵
论中班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的主体性/黎纯
论幼儿体育活东中运动量的合理安排/陆海瑾等
幼儿园社会教育：
论幼儿社会性发展与品德的关系/吴文菊、李道佳
儿童道德的经济学发生兼论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王冬兰、把多勋
教师对5～6岁幼儿行为的归因与幼儿自我概念形成的关系/谢天壬
促进轻度弱智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张莹
幼儿幽默感初探/曾素清
榜样和移情对幼儿分享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张莉
对所谓调皮幼儿的调查研究/叶绿兰、陈达端
大班幼儿自我评价能力的培养/刘建霞
幼儿园语言教育：
幼儿语言与思维整合教育研究/郑惠萍
幼儿园双语教育的实践研究/余珍有
培养幼儿倾听行为的实验报告/张玉霞
让幼儿文学充满创造精神/陈士平
早期文字阅读的理论和实践探讨/课题组
在文学作品教学中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杨静
幼儿园科学教育：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特性探析/刘占兰
幼儿园生态环境教育的研究/张俊
寓美育于幼儿科学教育之中/施燕
幼儿园科学教育目标新层次的思考/姚伟
如何在科学教育中培养幼儿主动探索的精神/李岩等
幼儿现代科技教育评价的研究/夏树梅
幼儿数学教育活动中操作学习的实验研究/曹中平、易冰
中美6岁儿童数学概念发展的比较研究/林嘉绥、周正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幼儿创造性思维/闫淑英
优化幼儿数学教育活动/陈玉萍
幼小数学教学的衔接/宋小云
幼儿园艺术教育：
学前儿童艺术综合教育研究/楼必生、屠美如
幼儿园美育实现德育同时目标的研究/刘云艳等
论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的一种理论框架/许卓娅
音乐审美教育与幼儿审美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潘光玲
集体舞蹈教学活动中幼儿的学习动机激发/朱南松
预知学习理论在幼儿元素性舞蹈中的应用/严琳
审美教育与幼儿音乐欣赏/黄瑾
学前儿童美术欣赏教育的对话法/孔起英
幼儿名画欣赏教学的实验研究/林琳、吕坚
幼儿园民族艺术教育初探/杨娟等
让美工活动区“说话”/黄霞
幼儿家庭教育：
少子化时代幼儿家长教育观念的研究/杨丽珠等
幼儿家长教育能力结构的优化/李生兰、吴晓兰
幼儿亲社会行为现状调查报告/李丽珠等
农村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与家庭教育实验研究/蒋丽芬等
0～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现状分析及教育对策/张明红
社区学前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高来喜、赵艳丽
乌鲁木齐市3～6岁儿童家庭消费状况调查/王淑兰
论家庭品德教育/袁永凤
加强幼儿教师与家长的.心理沟通/熊易群
农村婴幼儿家庭教养质量的研究/廖贻
“老拐子”的故事：一份关于恐吓教育法的研究报告/刘晶波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与管理：
论学前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翁亦诗
对广州市社区幼儿教育的若干理论思考/沈慧洁
建立有效管理机制，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徐书芳、李世霞
论温州幼教模式/丁碧英、徐爱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幼儿园自我管理的发展趋势/赵琳
创造有凝聚力的集体/汤静慧
以青年教师为主体开展教育研究/崔利玲
幼儿园的条件与幼教工作者的责任感/邓爱茹
教师素质与师资培训：
大连市幼儿教师素质现状分析及教育对策/刘阳美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邢少颖等
与学习风格相适宜的幼师教学策略设计/徐群
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素质的实践探索/赵继忠等
幼师职业教育技能训练和考核的实践与探索/陈松林
21世纪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战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利用外资逐年增多,国际跨国公司的.触角日益伸到我国,我国企业也逐步国际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从无到有日益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我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发展进行研究,重点探讨在21世纪中国作为WTO成员,如何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发展中的途径.
作 者：魏允哲 罗瑞生 李艳 作者单位：魏允哲(长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长春,130022)罗瑞生(长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李艳(吉林大学,外贸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刊 名：长春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年，卷(期)： 12(2) 分类号：F114.45 关键词：跨国公司 发展战略 核心竞争力21世纪中国医院信息化及其对策
汪海威（科虹公司）肖农，徐光远（庐江县人民医院）
摘 要：本文论述了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及当前医院信息化的热点，重点讨论了我国
医院信息化的对策，最后给出了当前医院信息化工作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医院信息化，医院信息系统，数字化医疗设备，远程会诊系统，对策
1、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已经进入各行各业和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国的医院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CT、MRI、彩超等大型的数字化医疗设备在医院中广泛使用，还可以看到从单机到计算机网络的各种医疗收费系统、管理系统和医疗信息处理系统等正在普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医院正在使用信息技术，改造许多传统的做法，并不断地进行创新。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得很快，而且医院随着自身的发展，也需要将各种新技术和医院的需要相结合，通过改造和创新，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病人、医护人员、行政办公人员，并提高医院的科研、技术水平。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世纪，因此，我国的医院也
应该以此为动力，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制定好自己的对策，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不断
创新。
2、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
医院作为卫生系统的一个重要单位在信息化过程中有着极其复杂的需求，而医院作为社
会中的重要组成分子，也需要溶入信息社会中，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医院信息化的总体目标主要有：
(1) 改变医院的管理模式，以数字化管理、信息化管理为核心，形成先进的医院管理理
论和医院管理模式。
(2) 建立医院内部完善的医院信息处理系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病人和医护人员。
(3) 建立医院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4) 建立高度信息化的医疗研究与教学系统。
(5) 建立完善的医学交流体系，通过现代的通讯、信息手段，达到随心所欲的医学交流，可极大地推动医学的发展。
(6) 建立全面的信息化的医学咨询系统、健康咨询系统。
(7) 通过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设备，提供众多的特殊服务。如：远程医疗服务，远程医
疗监控等。
(8) 进行智能化研究，提供医疗的智能化服务。
(9) 制定及完善医药信息学标准。
3、当前医院信息化的热点
由于国家卫生部启动了金卫工程，其基础是医院的信息化工作，所以，当
前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形成了许多热点。主要有以下热点：
(1) 建立医院信息系统
当前主要是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信息系统（HIS），该信息系统可对医院的主要业务
部门（包括门急诊、住院、药库、药房、医技及辅助科室等）进行较为全面的医疗管理和经
济管理。HIS 是医院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医院信息化热点中的热点，但由于建设的水平不同，投资（物力、人力）的水平不同，我国医院中建立的医院信息系统的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
(2) 大型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引进及医疗图像信息的处理系统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医院纷纷引进先进的数字化的医疗设备，这些独立的系统虽然已经对医疗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如能进一步通过网络与计算机系统，将其连成一体，对其信息进行更好地处理，则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已研制了一些系统，在一些先进的医院中使用，并会迅速地成熟、发展和推广。
(3) 远程会诊系统
由于我国各级医院的医疗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了使病人得到更好的诊治，远程会诊
系统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并迅速在众多医院开始投入实施，但这些远程会诊系统水平参差不
齐，有通过卫星进行联网，有通过Internet网进行联网，并且组织较为混乱，远程会诊系
统之间交流很少。远程会诊及今后的远程医疗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所以国家应对此进行良好
的组织，并确定有实力、有能力的公司进行完善的规划，会同相关的部门制定标准，采用各
种先进的技术来组织实施。
(4) 医院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智能化病房大楼、办公信息网络系统的迅速发展。
(5) 各种智能化的医疗诊断和检验系统得到迅速的使用。
(6) 通过Internet网络进行医学情报等的交流和各种医疗服务。
4、医院信息化的对策
由于我国的医院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不同，水平、规模不同，所以对医院信息化的
发展也会有不同的办法。我们认为，一般较好的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应该制定出医院信息化
发展的长期策略，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实施，这样才能在医院的信息化发展上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们认为医院信息化的对策如下：
(1) “一把手原则”
医院的信息化是医院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应该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所谓
的“一把手原则”，就是一把手要亲自抓，并且有专门的分管领导来具体主持医院的信息化
的工作，同时在医院中应该设有专门的机构及专门的工作人员，其人员的数量应该与医院的
需要相适应。
(2) 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由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需要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并且随着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该总体规划应随之而适当地变化，至于每一步的具
体实施，则应该制定出详细的方案，并经过充分地论证之后才进行实施。
(3) 竖立正确的观念
由于我国的医院过去计算机、信息化基础较差，并且熟悉或懂此方面的人才较少，尤其
是相关的领导干部，缺少此方面的知识，因此，领导需要学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并具有
正确的观念。由于医院的领导一般都是医疗方面的专家，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只要有正确
的方法，领导们也就会很快形成正确的观念。
(4) 人才
医院信息化建设引进人才是关键，可采用各种方法，不拘一格引进和培养人才，并使他
们得到重用，发挥作用，医院应给予他们全面的关心、重视。
(5) 调整管理模式
医院内部的管理模式原来就是不尽合理的，医院可以趁着其信息化的进程，对其许多的
管理模式、管理方法进行较大的调整，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如将原有的手工模式保留
不变，只是使用计算机来辅助人工，这无疑是一个不合理的做法，但现在却在众多的医院中
实施。
(6) 遵守标准、规范
我国应制定完善的医院信息化的标准、规范，并且医院可进行扩充，制定出一些自己的
标准、规范。我们认为应该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改这些标准、规范，并
且制定出新的标准、规范。
(7) 抓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重点信息项目的建设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础，所以医院应该给予重视，如覆盖全院的计算
机网络系统、制订医院的信息化规范等。
(8) 采用先进的技术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医院的需求又较为复杂，所以可以采用一些稍为超前的先进
技术，使医院的投资获得最好的效益。
(9) 注重安全性、可靠性问题
由于医院的许多信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所以，需要对于这些信息的载体和环
境（如计算机网络系统）提出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
(10) 加强培训
医院应加强对于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在信息化方面的素质和水
平，只有这样，才会更加充分地发挥整个信息化系统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民，也
使医院同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1) 开放性
医院的信息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开放性，这样便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汲取各方面的精
华，服务于病人、社会。
(12) 合作伙伴
医院需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5、当前医院信息化的一些措施
随着医院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级医院纷纷投资，进行信息化工作，我们认为当前
医院信息化的重点工作和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 医院需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化机构。
(2) 医院需制定一个短期和一个中长期的信息化发展规划。
(3) 医院需对相关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4) 医院需建立起自己的较为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和通讯系统。
(5) 医院需引进相关的人才。
(6) 医院完善自己内部的管理，以适应发展。
(7) 医院制定出基本的信息化规范和标准。
(8) 医院建好一些重点的项目，如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等。
6、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从事医院信息化工作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认识在与同行的交流中，获
得了支持。我们一直关注我国医院信息化的进程和发展，并研究和分析了国内医院信息化的
现状，希望我们的文章能抛砖引玉，启发人们进一步做好医院的信息化工作。
关于21世纪中国市长之探求
一、21世纪中国市长的历史使命
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薄熙来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
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陈毅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官僚主义。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官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 “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
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新世纪大批“全”“通”市长的产生，将使城市管理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同时也彻底改变传统的大智若愚的贤者模式，从而推动和促进城市管理主客体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至于，任职前的市长资格形象到底要具备那些知识，其全面和贯通达到什么程度，其细化标准如何，国民教育如何适应市长培养和市长资格形象的塑造，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包括广大市民深入探讨和论证。
市长资格形象的全才与全通，实际也是对市长的专业化要求。所谓市长的专业化，即市长工作内容的专业化，它是基于国家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分工要求，以及市长任职所必须把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普遍要求，对市长职能及其权责内容所作的明确规定。这就是说，全国的市长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同类性，具有相同的职能和权责。当然，市长的专业化需用立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全”、“通”市长的任职，是21世纪市长专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必须说，目前我国“全才”和“通才”的市长还很少，至于在任职前符合上述市长资格形象要求的则更少。因此，市长选任前的综合素质培养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21世纪的中国市长是需要特殊培养的，包括学校培养和实践培养，不能全靠干中学。所谓“干中学”，是共和国大规模建设初期，各种人才奇缺，党和国家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人才应急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为了广大城市有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的公共管理，为了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福祉，“全才”和“通才”市长产生的第一环节，就是进行科学地特殊培养。
4、市长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学校培养加实践
本文认为，对未来市长进行科学的特殊培养，可采用高等学校前期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做法就是，在国家指定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设“市长专业”，学制可长一些，或者把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起来，招生对象可基本确定在有几年工作经历的公务员范围。学生在指定课程修满，考试合格，可颁发市长专业毕业证，作为选任市长的资格证书。市长专业毕业生可到市党政部门应聘公务员，经一定期限的实践锻练后，可参加市长等级序列最低一级的考核，以后可根据情况参加市长序列中较高级别的考核。市委所通过的市长候选人提名，须从持有市长专业毕业证并通过实践考核的公务员当中确定。为此，国家应有相应的立法保证。在上个世纪，市长这一职务几乎可以由来自任何从业领域的干部担任，其经历和阅历也是各有千秋，绝大多数市长没有受过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培养。
由于未来的市长具有共同的前期专业培养经历，为“全才”“通才”市长的选任以及市长管理艺术的完美表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市长职能也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跟交响乐团的指挥基本来自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毕业生相类似，又如当司机必须要有驾驶证一样，获得驾驶证书的人可以不开车，但开车必须要有驾驶证，当然，需要获得市长专业毕业证书的城市领导干部还应有：副市长、市政府秘书长、市长助理，市长秘书、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其他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市人大常委。这样做，可以为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进行更有效的配合和监督。在上个世纪，各种市政会议的出席人，常常对自己陌生或知之甚少的领域中的提案也要进行讨论和表决，不得已受别人意志左右，议决中的从众现象，实是出于无奈。在21世纪，由于全才全通的城市公共管理者不断增多，市长职能以及整个城市公共服务水准都将会有划时代的改观。
市长的专业化培养以及“市长资格证书”的颁发，是21世纪中国的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总数已达663个，建制县为2074个。按我国入世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发展趋势，在21世纪前20年将全国县城总数的一半（1037个县城）升格为市是极有可能的。这样，在全国将有1700个城市
。假定每个市有市长1名、副市长平均5名，我国将有1.02万个正、副市长任职。按20年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全国需有2.04万个正、副市长先后任职或连任。同时，需要获得“市长证”的市领导干部的数量也会成倍扩大。假定，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市人大正副主任等领导，按每个市平均各10名计，每个市将另增30名领导干部持市长资格证书上岗；这样，需获“市长证”的城市三大班子领导则增加5.1万人（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需持市长资格证书的人数未计）。依照前面换届4次，新任和连任概率为50%计，需获市长资格证书的市领导干部又将增加10.2万人，再加上前面的新任和连任的正、副市长2.04万人，总计需持“市长证”的城市公务员数量可达12.24万。如果每个市政领导岗位有3个竞争者，那末，本世纪前20年将有36.72万人应持“市长资格证书”。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本世纪前20年，广义市民，即城市行政管辖范围的全部人口所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的条件下，全国城市几千万公务员队伍中，有几十万人持市长专业毕业证书不能算多。虽然持有“市长证”者不一定能被选任为市长和副市长，但持有“市长证”的大多数人将在市政领导岗位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其他岗位上工作，这对加速和正在实现城市化的我国，的确是件好事，它将改变和优化城市公务员的素质结构；并使其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水准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城市领导干部及全体公务员的竞争机制。
由于市长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市长必然成为城市管理者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职务和职位，同时它也应成为一种职业。长期在市长的岗位上工作，使市长的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即市长的职业化，本文认为，应提倡市长的职业化，这是我国市长建设的发展方向。市长作为一种职业，市长的任职、晋升以及工作调动还应是市长或副市长，尽管变动后的职务行政级别或相同或不相同。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优秀的在任市长因国家需要，选任其它岗位。市长的职业化，还应有严格的市长职称制度相配合，市长既是一类职务，同时也是一种职称，市长职称还应有序列化等级，比如，设见习市长、候补市长、一级市长，二级市长、三、四、五、六、七、八级等级别以及荣誉市长等称号。同时，市长任职也应实施程序化。诸如，其职务与职称可以一起晋升的情况和条件，晋升职称而不升职务的情况和条件，市长职称和职务可越级晋升的情况和条件，市长的职务和职称的高低极限及其相互关系、晋升细则，市长连任的晋升规定，以及晋升程序与选举、任命怎样结合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回答都应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科学论证，并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必须说，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与市长的职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市长的职业化是市长任职的稳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也是市长职业化的保障。这是因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最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培养和塑造市长亦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此外，杰出市长的形象魅力的产生和增强，及其影响的扩大需要一定时间；市长的管理和服务经验的积累及其业绩创造，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保证市长施政方针的连续性，以及由于市长工作出现某种失误而改正错误、检验和评价市长的功过，都需要一定时间。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主张市长任职的稳定性。上个世纪，许多市的市长走马灯似的频繁变换，有的市甚至在八年之中，竟换了六任市长，尽管不少市的市长任职变动，也有其合理性，但在许多情况下给城市建设和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应在21世纪重演。为此，我们主张市委在市政府班子换届进行市长的提名时，应支持、鼓励市长连任，由此保证和促进市长任职的稳定性。
三、结语
21世纪，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在更高水平上发展并完成城市化进程的时代。由于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以及WTO规则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也正在实现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完成城市公共管理划时代的变革。当然，作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组成部分的市长建设也应与时俱进，但我们不能步西方市长的后尘。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市长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不少弊端。西方国家的强市长等市长形式以及正在实施的新公共管理，对我国的市长建设以及城市管理观念、管理手段的变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由于中国国情和市情的特殊性，我们对此也只能是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按照小平同志的预言，21世纪中叶我国有望实行市长普选，但也绝不会是美国那种市长竞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长选任制度。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国市长理应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也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我国市长的使命和责任重大，一大批高素质符合新世纪要求的优秀市长的培养是当务之急。市长职能的发挥及其政绩不仅要影响省、自治区及国家机关、部门的管理绩效，同时也为我国2万多小城镇镇长形象树立了榜样。由于新世纪我国市长全才和通才素质的提高，以及市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市长的管理艺术水准及其职能发挥将从整体上趋于平衡。中国的市长们将在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人格魅力，从而使市长形象大大超越西方市长。21世纪的中国市长应该更加谦虚谨慎，鞠躬尽瘁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同时，也要在公共服务的技艺上更上一层楼。当然，亿万市民及全国各界各阶层人士也应理解市长、爱护市长，支持21世纪中国优秀市长的培育和塑造。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国市长要在新的时代为世界城市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做出较大贡献。
关于21世纪中国市长之探求
一、21世纪中国市长的历史使命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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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重大变革,经历崭新的'实践,这势必给传统的“精神家园”带来巨大振荡和冲击.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系统要素之一的哲学理应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予以正确引导.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大使命.
作 者：冯岷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济南,250021 刊 名：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AND SHANDONG ECONOMIC MANAGEMENT PERSONNEL COLLEGE 年，卷(期)： “”(4) 分类号：B49 关键词：后现代化 信息化 世界哲学 人文权威21世纪中国立法的发展趋势
立法是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综合因素的反映，因此，立法的发展既取决于也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判断或者分析21世纪中国的立法发展趋势，必须设定前提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并运行良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并高效廉洁运作，公民文化道德不断提高并趋于理性化，国际和平、国内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根据中国国情并参照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发展规律，21世纪中国的立法发展将呈现立法民主化、立法公开化、立法多元化、立法专业化、立法国际化的趋势。与这个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将由“数量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显现出立法高质化的态势。一、立法民主化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人民民主确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规定为国家的基本任务，亿万人民把当家作主认同为自己的权力和责任。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必然是一个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立法也将实现民主化。
立法的民主化意味着，立法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民主状况不断改善，例如选举更加普遍、平等、真实；立法机关的构成不仅具有代表性特征，而且更具有功能性内涵；立法机关的活动更加开放、透明，民众参与立法的渠道、方式和程序更方便、更快捷；所制定的法律能够更多地反映和体现民意，能够更好地调和不同利益等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立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立法决策和立法内容的民主化。
立法决策的民主化要符合民主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不同阶段的要求：利益表达，即社会的集团和个人提出创制、改变或者继续某一项政策或者法律的要求；利益综合，即表达出来的各种利益被综合起来，集中表现为少数几个主要的选择方案；政策、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把汇总起来的利益变为国家的政策或者法律；政策、法律的实施。立法决策是一个过程，民主化将贯彻于这个过程的始终，但是从立法程序的阶段性特点来看，立法决策的民主化主要是指对法案进行审议前的阶段。在做出立法决策的过程中，将更多、更主动自觉地完善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法，广泛征求意见，多方协商切磋，寻找折衷调和的不同方案，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在民主原则下做出的立法决策也许不能保证是最佳的'决策，但肯定能够保证不是最坏的决策。
立法决策民主化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立法目的的民主化。即一方面，要求立法将以民主化为取向，在宪法精神、政体结构、国家权力关系、立法体制、立法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将有所体现；另一方面，立法目的的民主化通常体现为一项立法的宗旨或者称为“目的条款”的内容之中。立法目的要具有指引、评价、约束立法的功能。
2、立法对权利的认可和保障。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民主的具体化，在权利领域就是它通过法定权利和自由同公民个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使抽象的民主精神、民主原则、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在权利这个联结点上得到具体化。立法内容的民主化，对于每个具体的公民而言，通常表现为法定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特别是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立法保障权利的多寡、强弱，是衡量立法内容民主化程度的一个标尺。立法内容的民主化，可以有以下几个向度：首先，在范围上，立法确认的权利与自由越多，可以认为民主化的程度越高。其次，在保护方式上，立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保护方式越合理有效，可以认为民主化的程度越高。其反命题是，立法对于权利与自由保护措施和机制的规定越不合理，越不能产生实际效能，就越难以体现和实现立法内容的民主化。第三，在实现程度上，被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权利与自由实现得越充分，立法保护的力度越强，可以认为民主化的程度越高。
3、立法对权力的规范。立法规范的权力是指公权力，即代表国家及其政权机关而行使的权力。公权力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安全、财产、生命和幸福而设立的，因此公权力产生于权利并将服务于权利。但是，公权力天生具有由人性恶支配的侵略性、扩张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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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
2000年10月30日 09:46 文正邦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对我国主要部门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婚姻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劳动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以及“一国两法”理论）的成就和矛盾运动的崭新概括和深入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新流派、新方法、新体系的探究，并跟踪考察其未来发展趋向，力求科学、准确、全面地总结我国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其客观规律，着重揭示跨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的未来走向，展望其发展的远景。
序 言
张友渔
中国法学应当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都会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世纪交替的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给我们提出了更加重大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努力奋斗，中国法学也理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科学地总结法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展望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无疑是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通过对我国十几门有重大影响的法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道路的论述，力求深入系统地来回答这一重大课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学这一宏伟目标而积极思索。尽管这种努力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上述目的，其中的见解和论断也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作出了很有益的开拓性工作。
有鉴于此，特撰数言，是为序。
1991年11月20日
前 言
大凡面临时代转折、社会发展将迈出新的历史步伐之时，往往都会激励起人们巨大的创造性精神以及理论探索热情，本书虽然不是对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毫无遗漏的理论描述，而是从一个特定的范围和视角，即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十几门法学理论来进行典型考察--但这种典型性研究只要是合乎科学性要求，就可望成为对中国法学走向21世纪的一种浓缩。所以本书的书名以及内容也就不回避这一重大主题，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以期达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正由于本书给自己规定了如此艰难的任务，所以其创作和形成过程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而且是艰辛的理论积累和苦心思虑的产物，是奋力探索的结果。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并使得本书由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特别是本书得到了法学界前辈张友渔先生的热情支持，他在逝世前为本书写的序言，成为了他一生鼓励后学者的最好证明。对这些我们都深表感谢。
本书作者是由一批在各门法学中有所造诣、且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组成。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均经过了潜心研究和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可谓是其心血的结晶。但由于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以致要紧紧追随信息的“爆炸”和知识海洋的奔腾扩展，即使殚精竭虑也很难做到，加上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因此恳切希望法学界前辈和同仁们热情批评教正，我们当视此为对自己的最大爱护。
本书由文正邦主编。作者们的具体分工情况如下：
导论：文正邦；法理学：文正邦、程燎原、吴家如；法史学：耘耕、王人博；宪法学：文正邦、付子堂、田培炎；行政法学：杨海坤；民法学：赵万一；婚姻法学：曹诗权；经济法学：石慧荣；刑法学：姚辉、李永N；劳动法学：杨显光、顾雪飞；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刑事诉讼法学：龙宗智；行政诉讼法学：王棋国；国际法学：佟小鄂；“一国两法”理论：文正邦。
全书由文正邦设计、组织、统稿。同时，耘耕对其中数门法学，陈里程对国际法学，于安、姚辉对行政法学，佟小鄂对“一国两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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