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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 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它们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
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 多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要更好的去读一本书，必须了解作者写作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背景，才能能和作者产生共鸣。我大体了解了一下《历史研究》的写作背景：汤因比开始筹划要撰写《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在19，那时他32岁，正作为一名记者，坐在一辆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奔往巴尔干半岛各地采访，时值希—土战争正酣。眼前这块曾经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古希腊文明之地，刚刚不久经历了一场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劫和蹂躏，此刻又继续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屠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篇巨著。
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历史研究》读后感
远古历史因传承条件所限，没有或缺乏及时准确的语言交流、文字记载和影音摄录。因此，研究探索和争鸣质疑都必须理性，必须实事求是。凭借“口述心记，”道听途说的“相传”，仅以“曲笔”或“谬误”的翻版史料，甚至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认识的不同、理解的深浅、判断的差异，以及那些赖以虚名、投机吆喝、盛赞诽章的不严肃现象，发生“一字褒贬”以及“曲高和寡”和“不睹事”讹传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写史书、讲历史，社会责任意识至关重要。游戏历史人物或事件，就是游戏读者、游戏社会;演绎、恶搞出来的虚假传说、鬼神故事，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
所以，研究历史必须潜心读史，并要以客观、辩证、公平、求是的态度去理解过去的过去，认识过去的现存意义。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做新的澄清，应当规范行为，禁忌玄学;认识问题不偏颇，研究探索不沉醉;推测假设谨慎、论述不应夸张;论点和数据要有必然联系，合乎思维逻辑;写出的文章要有严肃的学术性、犀利的论辩性、民众的共认性、感人的抒情性。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党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今天，我们要从革命先烈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中汲取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树牢“四个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这其中，有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有党自觉探寻新路的历史，也有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两门必修课，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恪守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为了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具有5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正确道路，使具有70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广泛得到人民的信任;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位置，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才会见古鉴今、明智强心。党史、新中国史是革命先辈们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立国、兴国的智慧结晶，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灵魂和精神瑰宝。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明晰党和国家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守初心、担使命，并从中汲取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智慧和力量。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重温党史、新中国史，进一步理解守初心、担使命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就是要让学习教育变成“家常便饭”。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如同家家户户吃家常小炒。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各民族的食俗五花八门、各有风味，提到好吃的家乡菜，似乎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回味无穷。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该像老百姓吃家常小菜般稀松平常。“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修好必修课，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从心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从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我们的家常便饭中蕴藏着健康的秘密，吃对了就是大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些风雨兼程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斗前进的现实基础。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学党史、新中国史”主题活动要注重实效，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可以精心组织、全员参与，好似烹饪美酒佳肴般令人唇齿留香，久久回味;也可以自学自省、汇报思想，如同烧几道粗茶淡饭，也能更接地气，让人吃得津津有味。
将党史、新中国史这道“家常小炒”炒成一道“舌尖上的中国”。走遍大江南北，尝过山珍海味，最惦记的还是家乡菜，尤其是妈妈做的家常小炒，清爽不油腻，充满家的味道。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是由一位位革命先烈、一位位共产党员用血泪谱写的壮丽诗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的家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更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融入到工作生活之中，强化爱岗敬业意识，矢志追求、努力拼搏，以工作实际彰显人生价值，在平凡的工作中书写壮丽人生篇章。
通过对团的章程系统深入学习后，我对共青团及她肩负的光荣使命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领导下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分校，是中国_的助手和后备军。她以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奋斗目标，通过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不断造就“四有”新人，努力为党输送新鲜血液，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作为入团多年的“老”团员，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她的内涵和活力，不断改造自己充实自己，努力达到一名优秀团员的要求。
首先，应该加强理论修养。任何实际行动都首先必须有坚实的理论支柱，而理论知识的丰富充实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的正确有效地开展。共青团的一切活动首先必须以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因此，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应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_，掌握改造世界的先进的思想武器，从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具体的说，对上述三大理论，应深刻认识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理论精髓和理论主题、科学体系和革命风格，从总体上领会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维护和运用。
其次，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任何优秀理论首先一定来自于社会实践，从实践活动中抽象得出，而最终也需要在实际活动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充实、发展、完善。不仅是要学会理论，更应学“活”理论，在实际生活中自觉运用，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前人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从而成为前进的动力。通过实践，我们也能发现前人理论的不足，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大胆创新突破，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最后，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在提高自身思想素质的前提下，更应该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牢记“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科大校训，在研究工作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实践活动中锐意创新，科学严谨。
在最近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时刻告诫自己，严格要求，尽力履行团员的义务，不仅锻炼了自己，也充实、提高了自己。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改善克服。比如没有足够重视社会实践、考察活动，参加的活动太少。与其他团员之间交流不多等。这些问题在今后工作中一定尽量改进，努力使自己全面发展学习团章心得体会学习团章心得体会。当然，贯彻团的章程行动中，我也发现了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许多同学迷恋网吧，通宵玩游戏，严重影响学习生活，我们应加强监督、经常开展批评教育活动，使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坐标。
19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至今已有。今天，新中国在新时代迎来了党的70岁生日。我们从党史、新中国史中获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让广大党员干部回归本心，本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更加自觉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学党史新中国史，以史为镜，主动明初心记使命，扛责任。
通过学党史新中国史，我们要坚定信仰，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传承红色基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真学深学，真抓实干，学会运用历史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培养历史的眼光去发现问题，增强历史担当去抓问题并解决问题，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形成常态化机制，切实抓出成效。
通过学党史新中国史，我们要坚定信念，让初心使命在心底里扎根，要坚持党的宗旨职责，让初心在行动中传承。基层党员干部只有牢记为民务实初心和使命，坚持百姓需求在哪里，基层工作就推进到哪里;群众困难在哪里，党员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真正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新时代新发展的“主心骨”，让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做农村带头致富的领“领头雁”。
学党史新中国史明党之志，我们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奋斗奉献精神，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通过回顾党史、新中国史，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走过来的，从而凝聚全党共识，汇聚全党力量，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 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
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国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放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政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
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希腊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
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
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L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L集。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L集，则不能得。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L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L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梁启超先生在讲解搜集史料的方法时，注重提出了“归纳法”，即“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他以在庭院中种植花草一事为例，“如治庭园者孤植花草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们在搜集史料时，一条两条或许不起眼，看不出来什么，但若是认真耐烦的搜集有关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余条，那么说不定有意外的发现。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状况时，便使用这种归纳法进行整理。他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多条史料，又从《逸周书》搜集，得到三十多条，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集而得七十多条，还从其他散见各书者得到三四十条，将这些史料统一归纳对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国名可考见者犹有三百国，大河以南、江淮以北占三分之二，最稠密处如山东、河南、湖北这一结论。
从梁启超先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归纳法对于研究某一专门知识确实有极大地帮助。要使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点，一是“将脑筋操练纯熟”，即有敏锐的感觉，特别的观察，二是要耐烦，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这种归纳法还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性质的史料”。一个朝代明确的有某种现象，即是积极的史料；而一个时代没有某种现象，则是消极的史料。梁启超先生在阅读《战国策》、《孟子》时，多次见到“黄金若干”这样的文字，通过这，我们便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金属已经作为货币流通。但他又发现子书中关于财货的字都是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诗经》中也是这样，殷墟中所发现的古物中亦有贝币而无金币，再研究《左传》、《国语》、《论语》时，同样没有使用金属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归类对比整理，梁启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的结论。
并且这种归类法还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当今所遗留下来的史料，虽没有全绝，但也有多少之分，搜集起来也有难易之分。梁启超先生指出：“此类史料若仅列举其一条两条，则可谓绝无意义，绝无价值，其价值之发生，全赖博搜而比之观耳。”梁启超先生研究某时代中国人口有多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一切史迹的重要基础，但是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有记载，但所记断断续续，不甚可信。此问题很重要却又难得答案，使用归纳法就有一条较好走的路子。梁启超先生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数字作为假定，又查阅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还有方志专书之中所记，又将各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只要有涉及人口数目的，都一一抄录下来，据此为基本，以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的比例。
此种归纳法，有可能获得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也有可能对于被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的给予补或正。这种搜集方法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非常大的帮助，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加以使用并熟练掌握。
这段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了一点体会，这本书中梁先生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知识，譬如史的'定义，范围。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史料的看法，现在我想谈谈我对他这部分内容的看法。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之不却或以硬，则无复试可言，又何谈冶史。” 在文中，梁启起先生认为搜集史料应对同类史料加以汇集与对比才能从中窥视一个时的现状。我很认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点，我们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而最基础的一点要求，则是我们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够，并要在阅读史料时注重寻觅自己所需的内容。如先生所言，搜集整理史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感觉与耐烦的秉性。史料的数量多且系统性弱，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往要我们要从不同的史料去验证查阅，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得准，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了消极史料的作用。他认为前代普遍出现的某现象若忽然消失往往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对于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过去的学习中经常会忽视这种现象，现下却有了许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问，先在对于已消失的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联想，而这言的与重大历史有关又该如何证明呢？针对史料的搜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况，粱启超先生提出以相关史料从旁进行补充的观点。我认为这种方法与西方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有异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纪》《左传》等推测人口情况的例子绐了我很大的启发。有时了到达“罗马”我们需要改变方式，从另外的角度出发，观察到别人所不能观察到的地方。梁启超先生还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为尚。”其将鉴别史料又细化为两个方面，一为“鉴正误”二为“论辨侨”两个方面。文中曾多次强调第一等史料（当的，当地，当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为例指出对其不能尽信，要求我们要求真，并对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个信与不信的度？如何对待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间的异处，是否应该引入旁的史料？还有是否史学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实？在文中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种辨书的方法、七种伪事的种类及由来和七种辨伪事的态度及方法。三个伪书出现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即为“求真”，我觉得先生所提出的通过对书的来历、流传区域和统传年代，与事实的对应关系等辨伪的方法很认同，但我们却要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为前提的。
梁启超先生处于社会转型的阶段，此时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之相应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对先生的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如西方的科学与求真的思想，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本书内容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求真二字，对于我们学习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一定要谨记这二字，在史料的搜集中要有敏锐的感觉与耐心。可以说通过这次的阅读我明白了一些关于历史的相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后的学习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求真的心态，并不断的探索，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注：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见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注：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注：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 Jameson“s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 哈森：《后现代的转变》（Ihab Hassen”s The Postmodern Turn）；司马特：《后现代》（Barry Smart“s 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后现代理论》（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s Postmodern Theory）。 简金：《历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r《后／现代机器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版）。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版）。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版）。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 Dirlik和 ZhangXudong 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special issue,24:3（fall,）。）
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一. 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19代（1911或1919）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概括了一个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即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 并不舍弃“现代”。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POSTMODERN）。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论文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5!J|y = iM-bWr gqP NF )A*rJ kRD学位论文网 4- K} 9 3z xX D h0OJ) RVe^ 3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在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于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现代”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注：参见彼得・伯克：《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LONDON:1969）。另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注：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书籍之战：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 M. LEVINE, THE BATTLE OF THEBOOK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AUGUSTAN AGE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经验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纲领，指出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与意义。在陈述了以前不少历史学家以国别史或地域史为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后，提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新的研究单元：文明。为进行研究，提出了三种基本的.模式范畴：希腊、中国与犹太三种文明模式，希望以此来理解所有的文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是可以认可的。提到一个观点：文明的识别标准有一条就是一个社会中一些人脱离经济活动而存在。
第二部分开始尝试解释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挑战与应战这种模式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文明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在于人类成功地应对了外界的挑战，而不是如平常所理解的观念所说的环境是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挑战越大文明的发展越大。
第三部分解释文明的成长。提出将自决能力作为文明成长的评价标准，成长不在于取得了多大成绩，而在于文明处于一种动态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应对了外界不断的挑战。而文明的停滞也是一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当一个文明成功应对了外部的挑战之后，却被牢牢地束缚在了某种环境中无法向前发展，无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与动力以促进文明的继续成长。
第四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衰落。首先批评了以前的将决定论、宿命论等一些观点作为文明衰落的原因的解释。文明的衰退在于没有创造性地应对挑战，而是沉醉在对过往成功应战的崇拜中，丧失了创造力。一个社会中能够成功对挑战作出应战的永远只是少部分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少部分人的带领下应对挑战，这就有了机械性的模仿的存在。而当领导者失去了带领大众应付挑战的能力同时又不愿将领导权让给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时，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出现，文明就此进入衰退。对过往的崇拜有各自形式：对短暂的自我的崇拜、对一种制度的崇拜、对暂时性技术的崇拜、对胜利的崇拜。简而言之，崇拜是衰落的原因。
第五部分解释了文明的解体。文明的衰落并不必然会引起文明的解体，解体包含着两个过程：文明的衰落与文明的重生，有许多文明在衰落之后却仍然长久地维持着，并没有产生出新的文明，也就没有完成解体。在一个解体的文明中，群众失去了领导，必需独自应对挑战，大部分无法成功应对，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此时内省的魔力会逐渐吸引他们，将失败归结为内心精神的控制失败，以此否认对外部世界的无奈感，为此他们会努力内省，最终让他们沉迷在对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是这种处理方法终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也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第六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国家的一些特点并预测了在以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并非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文明解体的表征，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统一其他国家的结果，战胜的原因是之前的分裂已经让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无力再争。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是一种消极行为，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为此他们会建立交通、语言、首都、文官制度等各种体制来保证其发展。这些体制的建立最终的受益者往往并不是统治者自身，而是宗教教会，不管是交通还是语言还是文官制度都促进了教会的发展，另外外部的蛮族也利用了这些便利条件，正是他们最终摧毁了大一统国家。大一统的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对挑战的无能为力，暴力压制那些创造性的个体，最终被日益发展的外部蛮族所毁灭。在预测将来世界性的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性时，作者认为是极有可能的，因为以前的统一都是以武力为依据，但是现在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完全的战争将毁掉整个世界，这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七部分分析了大一统宗教。如上一部分所述，教会是大一统国家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绝对不应据此认为宗教是大一统国家分裂的毒瘤。同时大一统的宗教也为下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力量，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宗教是文明的蝶蛹，结论主张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式。同时作者从人类精神需求的不可消灭性论证了宗教是不可能消失的，同时作者也认为宗教不是对幻象的回应，而是对实在的的回应。
第八部分对历史上处于英雄地位的那些蛮族进行了评价，大一统国家的毁灭并非蛮族的胜利，而是其自身的失败，这些蛮族的作用就是扫帚，许多大一统国家被蛮族所毁灭，但是从没看到某个蛮族能够承担起构建另一个文明社会的重任，这说明了蛮族的局限性。他们被尊为英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非真实。
第九部分与第十部分分析了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接触的一些结果并分析了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这种接触分为两上部分：空间上的接触与时间上的接触。空间上的接触就是同一时代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而这能否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全套照搬与完全抵制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在现代信息时代文明的接触更加频繁，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牢记。在时间上的接触则是指某些已经消失的文明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再度出现，对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这种文明复兴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关注于现实问题，现实文明。而不尝试去复兴一个已经消亡的文明。
第十部分简单谈了一下为什么研究历史。好奇心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学家与收藏家的最大区别在于面对历史资料，历史学家尝试去分析解读这些资料，而收藏家只是好奇于收藏，行动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原则。
历史研究的名人名言
●历史还不是一门科学，仅仅靠伪造和删节才会被弄得像门科学似的。
——罗素（英）《自由与组织》
●历史只是一连串罪恶与灾难的图画。安分守己与清白无辜的人，在广大的舞台上一向就没有立足之地。
——伏尔泰（法）《天真汉》
●历史有如悲剧，要没有情欲、罪恶、灾难，在其中掀风作浪，就会显得毫无生气，令人生厌。
——伏尔泰（法）《天真汉》
●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
——雅斯贝尔斯（德）《人的历史》
●历史是用激情和痛苦创造的……
——高尔基（苏）《克里姆·萨姆金的一家》
●历史的第一页是从互相猜忌、搞阴谋和耍手腕开始的。
——米·左琴科（苏）《一本浅蓝色的书》
●科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错觉和失败的历史，是伟大的玩愚者以笨拙和低效能进行工作的历史。
——寺田寅彦（日）《科学家与头脑》
●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为根据，这正如一种新的爱情不能和旧的爱情一样。
——胡也频（中）《到莫斯科去》
●研究历史是医治心灵疾病的良药。
——李维（古罗马）《罗驶》
●历史是生活的教师。
——克罗齐（意）《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塞万提斯（西班牙）《堂·吉诃德》
●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
——雷蒙·阿隆（法）《历史哲学》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
——马克思（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雅斯贝尔斯（德）《人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赵鑫珊（中）《哲学与当代世界》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管子（战国）《管子·形势》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大戴礼记·保傅》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汉）《报任少卿书》
●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
——科林伍德（英）《自传》
●历史有两部：一部是官方的，骗人的历史，做教科书用的，给王太子念的；另外一部是秘密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大事的真正的原因，是一部可耻的历史。
——巴尔扎克（法）《幻灭》
●历史是为活着的人们而写的。活着的人们搜了死者腰包之后，踏着死者尸体前进。
——罗曼·罗兰（法）《母与子》
●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
——歌德（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吉鸿昌（清）《吉鸿昌》
●不论当什么家，有了必要的历史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
——任继愈（中）《爱祖国是学习的真正动力》
●历史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
——塞万提斯（西班牙）《堂·吉诃德》
●历史事件乃是人类心灵活动的表现。……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事件时，则必须研究人们是在怎么想的。
——科林伍德（英）《历史的观念》
●凡是能够在一个朝代中分清楚谁在低声说话，而且听得见他在统治者耳边低声说些什么，有这种能耐的人就是真正的历史家。
——雨果（法）《笑面人》
●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够接受的。
——歌德（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卡尔·贝克（美）《现代西方历史学文选》
●历史学家不能容许历史学这门学科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于捏造的历史成为宣传政治神话的工具。
——落米拉·塔帕尔（印度）《教派主义与印度史的撰写》
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历史的解释只是为了寻找到历史的规律，或者历史的真实。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易斯所说，只要勤于耕耘，将会获得一个应然而坚实的客观性。仔细探究，导致这样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具体、确切的材料，才能进行解释，得出结论；二是自近代，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人们相信，在理性的引导下，我们能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发现世界的客观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本质论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学的具体特性的结合中，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完全等同于发现材料，获得历史的真实，他们也因此而自鸣得意，俨然以历史规律的守卫者和历史未来发展的预言者以及引导者而自居。同样，一旦人们谈起历史学家，便总是赋与了他们认真严谨，承载着探讨人类兴衰和历史规律重任的一种形象。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历史学界，一批历史学家在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理论的促动下，开始反思历史学的上述特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历史学的上述解释模式和内含的这种目的论，开始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看成为仅是一种叙述。随着这些观点引入我国，现在，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这一新认识或许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对这一结论后面的理论展开或者路径取向却所知不多。我们应该知道，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他们通过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路径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结论后面的论证远远比知道这一结论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西方历史学理论的变化，思考如何把西方的历史学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解释资源相结合，走出我们自身特色的历史解释道路。
在改变历史学解释模式的多种路径中，语言对历史叙述的作用当是其重要的一种。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的解释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人类的语言或者“话语”并非如镜子那样直接或完全反映着既定的社会实体和意义，相反，语言在自身的配置中生成着意义。这样，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的一种“建构”。当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时，结论自然非常明朗：正是语言配置和运用使历史学的解释无从再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以往，我们总是把历史看成为是叙述一种事实，讲述一个已经发生与存在过的故事，但我们却没有仔细探讨，在我们进行这种研究、展开叙述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对这些材料进行“发现”等主体的活动之外，我们还需要使用语言的配置这样一种重要的工具来进行讲述。一旦这样的活动展开，语言作为独立的功能就自然在发挥着作用，从而就使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写出的历史与原来的“历史”有着不同，历史的结构和叙述具有了多样性，历史学家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再具有唯一性和必然性。由此，从前被看作为真实的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仅仅是“一种修辞战略”，历史的故事，就好像事实的陈述一样，“是语言的本质并且有一套论述的规则”。
这种对传统历史学的“颠覆”还只是从历史学家――这个历史解释者的主体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研究的对象，从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历史材料――文本来看，更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当历史学家面对着他所要研究的文本时，他如何处理这个文本，他能够对这个已经有着文本记载者所使用的语言而带来的“意义”保持全部的相信？这里，自然引伸出历史记载者所使用的词语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来作者所使用的词语。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一词语而不是另外的词语，他是如何定义这一词语的，以及如何将这一词语具体化的；在当时多种词语并存，也许常常在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能够成为占居主导地位；是什么机制、什么动力使之形成了“话语霸权”。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历史的'演变就变成了语言的不断变化，以及围绕语言的编织而展开的过程。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形成了“谱系”。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追溯和“解构”这样的谱系，在历史中发现延续，和更重要的“断裂”。
也许如果我们用思想史这样的个案就更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思想家们所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即使使用相同的一个词语，其定义也许大为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如“民主”、“自由”等等。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意义有所变化，不同的群体对相同的词语也会作出不同的定义；同时，语言对于意义的多重性也容易造成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但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必须抓住那些“关键词”（keyword）及其语境，透过这些词语的线索来把握和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来选择这样的词语，以表达他的什么思想，并且反映了社会的什么需要。由此，思想史家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定义为探究和解释政治语言以及在语言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连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作者一起和在作者所表达的范围内认同作者的词语，去显示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何自动行使着规定作者想说和如何想说的功能。这样，思想家们所写的思想原著不仅被看成是研究的文本，更是语言的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彻底转换。思想史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著作，而且更应该是思想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语言结构。
无论是从历史学家这个主体和历史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客体来分析，都能够看到语言在历史叙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学特性的理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再仅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是作为历史叙述者的历史学家的叙述，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的自我能动。显然，与过去的研究方法相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深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将过去所忽视的内容提升到可以研究的范围，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能够取得大为不同的成果。总之，它开辟了历史研究的又一新方向。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变化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实际上，当代西方历史学家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要在追寻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中，意义来自哪里，是材料自己，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材料与文本的语言之中，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当代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我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野转移到古代的中国的话，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历史学家的语言运用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良好典范，太史公对语言运用的高超技巧至今仍然让人赞叹。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学传统如何在后来发生了改变，使得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忘记了语言，忘记了语言与意义的密切关连。与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的转向相比，也与我们的历史叙述传统相比，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依然在追求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指导下，在历史事实的找寻中，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固定的语言模式，或者说“话语霸权”。但历史给我们讽刺的是，这样恰恰遮蔽了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解释和意义的发现，阻碍着历史学的发展。
“语言不断地产生意义”，面对着历史的文本，历史学家通过自己“创造”着知识和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发现”；这样，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历史学家主体的一次新的“再发明”（reinvent）。面对着这些新的论点，即使在西方历史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很多历史学家在“捍卫历史”的旗帜下对上述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属于后现代历史学阵营的历史学家也坦陈后现代的历史学正“伫立在悬崖边”。但是，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对历史的这种新的理解却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实践脚步。相反，在经受着激烈的批评和自我的修正之后，后现代史学则愈来愈蔚为浩荡。目前，对在仍然还处在“传统”历史学解释模式的中国来说，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这样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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