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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济南八景的探讨论文
济南文化历来有着极强的吸纳兼容力，八景之风自然不会绕济南而过。对风景区，中国流行一种传统性的做法，就是选择八至十个具体的风景点，作为这一风景区的突出的典型，命名为‘某某八景’或‘某某十景’。这个做法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对于“八景”的始作俑者，现在却有三种说法：一、宋迪“潇湘八景”说；二、李营丘画八景图说；三、苏轼“虔州八境图”说。说法虽然不同，但“八景文化”都是由山水画题名而来，然后“八景文化”经过政府倡导，文人笔墨，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不但县城有，甚至农村集镇也有“小八景”，全县上下，无人不晓。
济南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发现距今8400-73红褐色陶器为标志的西河类型文化遗址10多处。济南东部的城子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黑陶为标志的龙山文化发祥地，这里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城址约20万平方米（距今4600-4000年）。传说东夷族的首领舜，曾躬耕于济南历山（今千佛山）之下。2600多年前，就建城廓，最早出现史册上的名称为“泺”，系因济南诸泉汇为泺水。春秋战国时代，济南为齐国。随后，齐国又改为历下。2100多年前的汉代改称济南。公元前164年设立济南国。公元前154年又废国改郡。宋代至道三年（公元9），济南属京东路，为齐州。徽宋政和六年（公元11），齐州升为济南府，辖历城等五县，治所设历城，为府治之始。自明代以来，一直是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市志》）
一、济南八景的由来
济南文化历来有着极强的吸纳兼容力，八景之风自然不会绕济南而过。对风景区，中国流行一种传统性的做法，就是选择八至十个具体的风景点，作为这一风景区的突出的典型，命名为‘某某八景’或‘某某十景’。这个做法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对于“八景”的始作俑者，现在却有三种说法：一、宋迪“潇湘八景”说；二、李营丘画八景图说；三、苏轼“虔州八境图”说。说法虽然不同，但“八景文化”都是由山水画题名而来，然后“八景文化”经过政府倡导，文人笔墨，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不但县城有，甚至农村集镇也有“小八景”，全县上下，无人不晓。
那么，为什么“八”、“十”更容易流传呢？
八景十景比较容易集景，一般是以山、水、林、泉、亭、桥、塔、楼为实景依托。纵观八景文化的发展，后来有十二、十六、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一百景，以至无法控制，变成了滥竿充数、文章游戏。也有六景四景者，则似略少，不能形成集约景观。（李一氓《西湖十景》（明清版画））。
最早记载济南八景的是成书于崇祯六年的《历乘》，其卷十五《景物考》云：“昔人标为八景，而沧桑代变，湮没者多。”①《历乘》（刘敕撰，为济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足见济南八景在明时就已历经久远。稍后的《历城县志》则分别标出了“八景”之名，并在卷首刊出八景图八页，这八景是：锦屏春晓(龙洞)、趵突腾空、佛山赏菊、鹊华烟雨(鹊山华山)、汇波晚照(大明湖汇波楼)、明湖泛舟、白云雪霁(珍珠泉)、历下秋风(历下亭)。这一说法普遍被人认同，一直沿用到现在。“志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代诗人刘凤诰的一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道出了济南柳、
荷、湖、山交映的独特风貌，而济南的八景也大都是围绕着山（千佛山）、湖（大明湖）而展开的。
二、古代济南八景
1、锦屏春晓锦屏春晓为济南八景之首，位于济南市东南龙洞山上。景区内群山环抱，层峦叠障，危峰壁立，山势奇绝，风景秀丽。独秀峰上的锦屏岩高80余米，因其形似屏风，加之周围松柏苍翠、杨柳垂青，故得名“锦屏”。明代文人刘敕曾对锦屏岩的景色做过这样的描绘：“丹碧点缀，晓霞掩映，绚若锦屏”（《历乘 景物考》）
2、趵突腾空。顾名思义，说的是趵突泉，古泺水之源、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素有“天下第一泉”之誉。《历城八景》中记载趵突泉“势若云沸，其高数尺，晶渺如练”，所以被称为“趵突腾空”。
3、佛山赏菊。在千佛山东南的佛慧山海拔460米，山势峭拔，巨石危立，涧谷萦回。秋日，满山丹树黄花，重阳节期间，历代文人常于此登高赏菊吟眺，被称作“佛山赏菊”。
4、鹊华烟雨。旧时大明湖南岸还有一拱形石桥，名为“鹊华桥”，春秋阴雨之日，站在桥上向北远眺，但见细雨蒙蒙之中的鹊、华二山，若离若合，时隐时现，云雾缭绕，如青烟两点；再加上田野阡陌、水村渔舍的映衬烘托，简直如诗如梦、颇似一幅绝妙的水乡图画。
5、汇波晚照。泉城济南的珍珠、濯缨、芙蓉等泉的泉水皆汇集于大明湖，然后从湖东北角的晏公庙下流过旧时晏公庙侧建有晏公台，由台上可清楚地看到城北面的景色。台下不远原有一拱桥，即名为“汇波”。桥北是北水门，由砖石砌成，券门四周皆为垂柳，细长的柳丝点入水中，清风徐来，微波荡起。若到傍晚时分，夕阳由券门斜映入水，发出柔和的光，把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一层桔红的颜色，迷人的景色即为“汇波晚照”。
6、明湖泛舟。于波光粼粼的大明湖上荡浆泛舟，乘风破浪，清风拂面，鱼跃船舷，其乐融融。有诗为证“水上看山山更多，明湖舟似镜中过”。（引自《历城八景》）
7、白云雪霁。指的是珍珠泉畔的白云楼景色。金末元初，山东行尚书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张荣选择珍珠泉畔修建私人宅第，人称“张舍人园子”。后来他的孙子、元大都督张宏又在此处新建了一座蔚为壮观的白云楼。登楼四眺，全城景物历历在目；尤其雪后，凭栏寻望，只见晴光四野，绮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此为“白云雪霁”。
8、历下秋风。古时大明湖历下亭在现在的五龙潭附近。当时每逢秋日，站在高台上的历下
亭内四览全城，可见湖水微波，南山隐约，芦荻瑟瑟，秋风萧萧。微风吹来，杨柳婆娑，荷香四溢，清波拍岸，徐徐凉风，轻拂衣衫，令人心爽。（――《历城县志》）
需要说明的是，济南八景到底是哪八景？很多人把“佛山倒影”列于“济南八景”之中。关于“佛山倒影”的话题，最详尽处应见于清末刘鹗《老残游记》一书，说在大明湖小沧浪亭处临湖远眺，可见湖中千佛山的倒影，由于该书流传甚广，加之“佛山倒影”之真面目曾多次在民间涌现，因此很多济南人将其误以为八景之一。
三、围绕八景的古城文化：
1、泉边茶俗
老济南有众多的清泉，而趵突泉之水“甘而淳，清而洌”，因此，济南人自古便养成了饮茶品茗的风气。泉边卖茶，是古就有的。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就描写了在趵突泉和黑虎泉两处吃茶的情景。若将泉边饮茶和四川的坐茶馆作一个比较，各自的特点都是明显的。坐四川的茶馆，人人都想说话，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对面一坐，立刻成了兄弟，高谈阔论，无所不谈。在济南泉边饮茶，讲究的是一个静悄悄，即使是好朋友，一落茶座，便都无言，感情的交流全靠泉声、波光、水味。
2、“历下秋风”之名士轩
大明湖最大的一个岛名叫历下亭岛，岛上有一座历下亭，有一座名士轩。公元745年，大诗人杜甫到济南，齐州司马李之芳在历下亭宴请诗人，
杜甫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的诗篇，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一句，令济南人引为荣耀，流传千古，铭刻心中。（房玄龄、李清照、李开先，大商人孟洛川，┉）
3、大明湖畔荷花香
济南市花为荷花，济南的荷花节每年两次，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俗称荷花生日，湖中有迎荷花神节；农历七月三十日，旧时的盂兰盆会，当地则称为送荷花神节。
吃莲花与吃莲叶：大明湖的连天荷花不仅为游人提供了饱眼福的别致景色，还为人们提供了饱口福的别致食品，三十年代，在济南教书的.老舍先生，写下了《吃莲化瓣》的散文，称之为“济南的典故”。吃莲花瓣、做莲叶粥，别具风格。
4、一城山色---千佛山
千佛山又称历山，舜耕历山的传说有好几个，但自北魏以来，济南历山即“舜耕之处”的说法流传最广。（《历城县志》）在传说中，舜是一位勇敢的年轻人，受到帝尧的器重，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舜的生母死后，他的父亲瞽叟娶后妻，生子名象。他们多次设计害舜，最后，舜的德行感化了他的父亲、后母和弟弟，大家团结一心，开辟耕作了这片土地。
四、济南八景的变迁：
历史上的济南八景曾经广为称道，但如今提到济南的风景名胜，浮上人们记忆的恐怕只有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少数几处了。
1、大明湖是一个由泉水汇成的天然湖泊，过去水色澄碧，堤柳夹岸，莲荷叠翠，千佛山倒映其中，形成一幅天然画卷。人们荡舟湖上，“如游香国”，而近年来众泉多次停喷，再加上污水不断排入，明湖水质日渐恶劣，而且附近高楼不断崛起，“水上看山山更多”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2、历史上“白云雪霁”一景，与珍珠泉紧密相关。金末元初，山东行尚书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府事张荣在珍珠泉畔修建了私人宅第，人称“张舍人园子”。后来他的孙子、元大都督张宏又在此处新建了一座白云楼。站在白云楼极目四望，北可观明湖碧波、黄河，南可望群山。尤其是雪后初霁之时，凭栏远望，但见晴光四野，白云缭绕，绮丽景色，宛然如画，令人叹为观止。元散曲家张养浩曾作《白云赋》赞曰：“翼截华鹊之烟雨，背摩霄汉之日星”。（《历城县志 历城八景》）
后经战乱，白雪楼已不复存在，“白云雪霁”的美景自然也就无从寻觅了。
3、趵突腾空趵突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首，素有“天下第一泉”之誉。趵突泉最高喷涌高度可达1米多，实为济南一大奇景。（《山东通志》 景物篇）泉池中青藻浮动，锦鱼穿梭，小泉颇多，簇簇串串，如珠似玉。
自上世纪70年代，由于工业用水的加大，地下水位的下降，趵突泉开始季节性停喷，近年来更是多次休眠，得到夏季多雨季节才能复涌，但要重现当年胜景难度很大。
4、佛山秋菊：1984年，人们在山顶巨石上建起了“赏菊阁”，为人们秋日赏菊提供了一个驻足之处。不过，近年来由于到佛慧山游玩赏菊的游人数量越来越多，对山上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佛慧山上的秋菊数量已大不如以前。此外，原来的著名景观开元寺和甘露泉都已不复存在，只能到历史典籍中寻觅了。
五、关于老济南八景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思考：
1、对于老济南八景，要积极保护，如有条件应予恢复。这对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是有促进意义的。
2、在旧八景的基础上进行新八景评选。前不久，有市民提出将“佛山倒影”拟定于“济南新八景”的建议，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3、处理好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老济南的八景如“明湖泛舟”“汇波晚照”等都是由于环境的恶化而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环境涉及长远利益，环境保护应当放在首位。
4、旅游开发要适度，要以承载力为标准，同时加强规范管理。以“佛山秋菊”一景为例，游人众多，对于菊花造成了严重破坏，降低了景点的美誉度。
5、利用济南悠久的文化底蕴，积极开发人文景观。宏扬八景文化，提升市民的荣誉感与保护意识。使风景与情感、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旅游文化的灵魂。
六、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时光的流转，转眼数百年过去了，老济南的八景发生了很大改变，古人排定的济南八景多数已难觅其踪，然而蕴涵在里面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却是其永不褪色的。
文化是旅游之魂，这一点过去我们没有认识，一说就是风景、古迹。但现在，风景和文化，谁轻谁重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丽江、平遥、迪庆、山西众大院等景区的热度，早已超过一些传统景点，它们凭什么？丽江凭的是一种悠闲的世外氛围，迪庆凭的是一本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山西众大院凭的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平遥是晋商文化……对于那些因为人为原因、环境恶化而消失了的景观，我们应当感到痛心，因为它消失的是不可重现的文化。而对于现存的文化景观，我们要在提高经济基础的同时，努力提高精神文明与文化的保护开发。
古代土木工程论文
关键字：土木工程,概论,建筑结构
土木工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至今已经演变成为大型综合性的学科，它已经出许多分支，如：建筑工程，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特种工程结构，给水排水工程，港口工程，水利工程，环境工程等学科。土木工程共有六个专业：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和道路桥梁工程。
土木工程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有其重要的属性：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统一性。土木工程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众多产业的振兴发挥了促进作用，工程建设是形成固定资产的基本生产过程，因此，建筑业和房地产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支柱之一。
古代的土木工程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大致从公元前500年新石器时代出现原始的土木工程活动到16世纪末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导致土木工程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为止，前后经历了两千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科学理论发展及其缓慢，土木工程也没有突破习惯的发展。
远古时代，居住和交往的需要，人类开始了掘土为穴，架木为桥的原始的土木工程活动，我国黄河流域的仰邵文化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有供居住的浅穴和直径为5—6米的圆形房屋。中国古代的建筑多采用木结构，并逐渐形成与此想适应的风格，公元14世纪的建造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应县的木塔是世界上最高的木建筑。与此同时，欧洲的以石拱结构为主的古代房屋建筑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均反映了欧洲这一时期建筑施工和结构的最高成就。从17世纪中页开始到20 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300年间，国外的建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土木工程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理论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新工具的发明，都使土木工程科学日渐完善和成熟。到了近代，二战结束之后，许多国家经济起飞，现代科学日益进步，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物质基础。尤其是我国，土木工程在这一段时间内，更是突飞猛进，建筑，桥梁，道路，隧道等，无论是在技术理论上，还是在基础建设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越来越舒适的居住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土木工程的发展。远古时代，人们巢居穴处，后来石器的出现，人们开始利用工具建造简单的住房，到明清时期，中国的木结构建筑技术和规模都达到了顶峰。解放后，随着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入的不断加大，一座座高楼想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华大地。
建筑工程就是兴建房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的总称。目的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场所。
房屋建筑一般包括十个部分：
（1）埋在地下的基础和地下室；
（2）承载外力并把力传到基础的柱子，楼板，梁，框架墙，屋盖及支撑体系；
（3）四周的饿维护结构和中间的隔墙；
（4）房屋内外的装饰；
（5）控制环境的供暖，通风，空气调节，照明，防火隔声等系统；
（6）楼梯间，电梯或自动扶梯等垂直传输系统；
（7）闭路电视，电话，计算机网络等通讯体系；
（8）电力系统；
（9）卫生设备和给水排水系统；
（10）垃圾处理系统。
Pier Luigi Nervy说过：建筑结构说穿了，不过就是受力体的反力与内部应力如何与外力达到平衡。建筑首先要解决，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受力的问题。我们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学科称为建筑力学。建筑力学有可以分为：静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三大力学体系。建筑力学是讨论和研究建筑结构及构件在荷载和其他因素影响的工作状况，也就是建筑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在载荷作用下，承受载荷和传递载荷的建筑结构和构件会引起周围的物体对它们的作用，同时物件本身受载荷作用而产生变形，并且存在着破坏的可能性，但是结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抵抗变形和破坏的能力，而结构的承载能力的大小是与构件的材料，截面的几何尺寸，受力性质，工作条件和构造情况有关。而这些关系都可以由力学关系式通过计算而得以解决。
建筑材料在建筑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材料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人类最早穴居巢处，几乎没有建筑材料的概念，后进入到石器铁器时代，开始掘土凿石为洞，伐木搭竹为棚，利用最原始的材料建造最简陋的房屋。后来，用黏土烧制砖瓦，用岩石制石灰，石膏，建筑材料从天然进入了人工阶段，为建造教大的房屋创造了条件。18世纪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建筑材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钢铁，水泥，混凝土及其他材料的相继问世，为现代的建筑奠定了基础。20世纪后，建材性能和质量的弊端改善，品种的不断增加，以有机材料为主的化学建材异军突起，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建材如绝热材料，吸声隔热材料，耐火防火材料，防水抗渗材料，防爆防辐射材料应运而生，这些材料为房屋建筑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现在的建筑中，工程质量的优劣通常与所采用材料的优劣，性能及使用的合理与否有直接的联系，在满足相同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选择不同的材料不同的使用方法，都对工程的造价有直接的影响。
摘要：通过对国内木结构抗震性能的研究分析，归纳并总结了木结构房屋特点，榫卯节点加固抗震，木结构抗震性能研究现状和抗震措施，指出木结构抗震性能需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并结合中国汶川地震震害，总结其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以使木结构在中国更好的应用。
关键词：抗震性能;木结构;榫卯
0引言
追溯中华民族生存的源泉，遵循古代沿袭的文化传统，木结构房屋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遗产。
木结构房屋的基本结构大致分为二种———框架结构、重木结构。
由于木结构房屋的许多优良特性，并以其独立的结构体系，成为东方建筑文化的巨龙，使在中国停滞了近半个世纪的木结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我国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各种震害的触目惊心让我们深思。
本文主要对木结构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分析和研究的发展进行讨论，并对木结构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中国传统木结构的节点通常采用具有半刚性并可以消解外力的榫卯进行连接，使其有一定的抗拉压、抗弯以及抗扭能力[1]。
在地震发生之初，地震的颠簸使榫、卯之间相互挤压，来回错动，使刚节转化成铰接点，产生较大的塑性变形，以柔克刚，从而，更大地减轻了地震对结构的损害。
同时，斗拱结构的巨大作用在中国古建筑减震工程中也是举足轻重的，斗拱比榫卯连接具有更强的减震作用。
斗拱在柱子和上部结构之间，起着承接的作用，地震的破坏力通过斗拱，穿枋等多个接点进行消解[2]。
斗拱的柔性随着地震的巨大推动力发挥着独到的作用，并且对结构抗震非常有利。
1木结构房屋的特点
古建筑中木结构的承重构件是木构架，围墙等附属结构在木结构建筑中只起到围护和隔断作用。
由于木结构的所有构件都由榫卯进行连接，榫卯连接的柔性和变形是结构耗能减震的主要原因，所以抗震性能特别好。
木结构房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①木结构具有抗震优势。
1)木材的弹性模量低，材质轻，韧性大，所以有很强的弹性恢复能力，对于突然荷载和周期性荷载的来袭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2)木框架结构有多根杆件和榫卯节点：通过各杆件和节点吸收地震能量，并有多种路径可以释放地震能。
②木结构房屋既节能又保温：木材的保温效果比混凝土和钢材都好很多，木材的孔隙就是最好的隔热体，所以具有很好的保温性能。
建造木结构房屋就比用混凝土和钢材节省材料和空间，要具有同样的保温效果，木材的厚度需要混凝土的1/15，而仅需要钢材的1/400[3]。
③恢复性好、木材资源可回收重复利用，取材方便并容易适应各地的气候条件。
④施工工期短且施工技术简便，设计灵活，维修方便。
⑤建造成本低，耐久性好。
2木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在地震的震动过程中榫卯节点结构从刚性转化为柔性，从而使刚节点变为铰接点，破坏力即从地基开始向上传递，通过木框架结构的很多构件和节点等多个辅助荷载通道来缓冲地震能量，当破坏力传到屋顶时，地震能基本已经被下部构件吸收掉，所以产生很小的破坏。
湖南大学的黄曙，尚守平[1]通过对湖南西部农村地区典型木结构房屋模型的振动台试验，得出了如果结构自振频率较低，自振周期较长，说明该试验模型由于木材的延性、榫卯等节点的作用使结构整体刚度较小，柔性较大，因此可减小地震作用和加速度。
谷军明，缪升等[4]针对云南穿斗结构房屋的特点和穿斗式木构架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穿斗木屋架和穿斗木结构围护墙体的抗震措施。
高大峰、赵鸿铁等[5]对木结构古建筑中斗拱与榫卯节点的抗震性能进行试验研究。
斗拱结构模型的试验结果显示，在地震反复作用下，榫卯节点发生滑移变形和弹塑性变形，榫、卯连接由于徐变的松动，使刚度退化而减轻了结构承受的地震作用，而斗拱本来就是起到减震耗能的作用其原因是当地震来袭并连续不断的振动下，是铺作(即斗拱)结构层发生弹性变形和摩擦滑移。
何玲等[6]对云南省近几十年历次大地震中村镇木结构房屋的震害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对于构件强度不足的，穿枋应贯通木构架的每根柱子并且柱子不宜有接长(如图1)。
节点连接弱，需要加强榫的连接，并且檩条的平榫改为燕尾榫相连或交错搭接(如图2)。
对于结构不稳定的体系只需增加斜撑，设置穿枋增加横向稳定就可以解决等相应的抗震技术措施。
以上为前人提出关于木结构抗震特点及相关解决措施，对于这些抗震性能的研究，他们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同时也有很多不足，笔者认为木结构体系在地震的反复作用下，榫卯节点的晃动使卯孔增大，从而减小了榫卯之间的摩擦力，榫卯之间失去了相互的挤压，使榫头拔出，丧失了结构的稳定致使结构倒塌。
所以在加强榫卯连接的同时，要既保持它的刚性，又要保持它的柔性，意大利研究人员[6]通过试验得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柔度的结构比刚性结构更有利于抵抗地震，所以在设计木结构建筑时应尽量保证刚柔并进，使榫卯节点的变刚性连接达到最佳效果。
3木结构房屋抗震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
由于木材易糟朽，而古建筑中木结构建造已年代久远，所以这些已建造完的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性能受很多因素影响。
对于古建筑木结构房屋现大多是历史遗产，需要重点保护并要延长其使用年限以做历史的见证。
为此，我们的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调查，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3.1木结构房屋存在问题
①据统计，在地震中发生破坏的木结构，木柱的高度都高于3米，而规范中早有规定，木柱木梁中的房屋高度不宜超过3米。
②由于地震的上下左右颠簸，在长期荷载作用下，大部分木结构古建筑的维护墙体产生徐变引起开裂。
③由于年久失修和相应的锚固措施没有做好，部分建筑局部榫卯拔出，所以柱脚应采用铁件或其他措施与基础锚固。
④瓦面破坏和建筑物局部装饰物有破坏。
3.2木结构发展趋势
自然健康和舒适放松是现代人们一直追求的，而木结构正是人们所最需要的生存环境，并且木结构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好的`结构形式之一，对于未来木结构的发展将继续围绕小城镇建设，但由于我国森林资源匮乏，相关研究人员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木结构发展缓慢。
伴着木结构建筑在我国的再度兴起和曾经的辉煌，研究人员的不断深入，抗震措施等一步步跟进，木结构建筑将会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又一片绿洲。
经过多年的修复，我国森林面积已居世界第五位，扩大森林面积不仅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也要培育优良树种，提高木材质量，并合理采伐，使木材用到实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效益。
宝贵的森林资源应良好利用，使之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样木结构建筑一定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笔者希望可以借鉴现存的木结构资料，回顾国内外木结构古建筑的优点，并深入研究将木结构建筑发展开来，为中国建筑事业增添一抹光彩。
4结语
通过对木结构房屋的调查及研究，发现木结构建筑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榫卯是传统木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其节点性能和节点假设对传统木结构稳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木结构建筑在大地震中吸收的地震力小，可以有效的减轻地震带来的灾害，由于木材有很强的弹性恢复力，可以抵抗各种冲击荷载和疲劳破坏。
相信木结构建筑将来会在中国建筑领域占主导地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
参考文献：
[1]黄曙，尚守平.农村典型木结构房屋的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赵均海.中国古代木结构的弹塑性有限元分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3]谢启芳，赵鸿铁，薛建阳，门进杰，王威.汶川地震中木结构建筑震害分析与思考[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4]谷军明，缪升，杨海名.云南地区穿斗木结构抗震研究[J].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增刊：205-210.
[5]高大峰，赵鸿铁，薛建阳.木结构古建筑中斗拱与榫卯节点的抗震性能[J].自然灾害学报.西安，2008.
[6]何玲.潘文.杨正海.陶忠，等.村镇房屋木结构震害及抗震技术措施[J].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
[7]姚侃，赵鸿铁，薛建阳，等.木结构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分析[J].建筑科学，.
古建筑保护中对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应用
[摘要]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为了满足建筑需要，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物需要进行搬迁。
为了尽可能降低搬迁过程中给古建筑造成的损害，需要提前进行数据采集和建筑测绘。
文章首先分析了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发展现状，随后指出了古建筑三维电子模型的建筑方式，最后就古建筑中测绘技术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古建筑;信息化;测绘技术;应用分析
古建筑不仅是中国古建文化的传承载体，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经济利用价值，例如常德桃源古镇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近年来，受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古建筑的破坏问题日益严重，必须要借助于信息化测绘技术，收集古建筑的相关资料，为今后古建筑的搬迁和修复提供必要的信息指导。
1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发展现状
测绘技术最早应用于工程测量，后来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
国内最早应用测绘技术进行保护的一批古建筑包括长城、故宫等，但是早期的测绘工具以钢尺、卷尺为主，所获得的数据十分有限，测绘技术的实用性较低。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现代测绘技术包含了计算机，GIS，GPS以及全站仪等技术设备，能够全方位、立体化的采集古建筑的相关数据，为古建筑的虚拟现实和模型制作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
针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古建筑破坏问题，国家文物组织协会在正式启动古建筑的信息化测绘工作，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完成记录古建筑的地理位置、空间数据，为今后古建筑的测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古建筑三维电子模型中的建筑方式
2.1采集古建筑的相关资料
前期测量中所采集到的三维数据越丰富，后期三维电子模型的还原度越高。
信息化测绘中所要收集的三维数据主要包括:一，古建筑的地形图，以及古建筑各个结构中所用到的建筑材料;二，借助于探测扫描形式，收集古建筑的横向剖面图和纵向剖面图，并明确古建筑的空间尺寸，以便于为后期模型制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在收集完上述资料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将所采集到的实际数据进行等比缩小，构建三维模型。
2.2制作古建筑的三维模型
在收集到足够丰富的古建筑数据后，将这些数据录入到专门的计算机建模软件中，能够直接生成相应的三维模型。
具体的模型制作步骤如下:首先，打开模型制作软件，并在该软件中打开三维地图;其次，调用数据文件，将文件中的三维要素录入地形图中，包括地形图、等高线、建筑边线等;再次，将上述三维数据转换层TN网格模式，并将网格进行曲面处理;最后，将处理后的建筑剖面图直接投射到地图上，再利用调色软件对古建筑三维模型进行色彩处理，生成最终的三维建筑模型。
2.3古建筑三维模型的后期处理
后期处理对于完善古建筑三维模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后期处理需要将之前设计完成的三维模型进行相应路径的设置，例如需要调整光源及投影，需要利用处理软件生成动态图片等。
古代神话论文
中国古代神话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古代神话一样,其产生是必然的。确切地说,它是原始人类幻想和想像的产物,反映的是原始人类企图征服世界。
【中国古代神话论文篇一】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系别：媒介管理系 班级：旅游产业管理 学号：XXXXXXX 姓名：XX
摘要：神话与传说是民族性的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灿烂辉煌，古代神话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上古时代的中国先民们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意愿和幻想虚化成意象集合体，从而孕育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舍己为人、仁爱善良的民族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关键字：神话与传说 体现 民族精神
神话产生在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能力都十分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原始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因而认为自然界也像人一样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日、月、风、雨、雷、电，都有神在主宰着。
这样，就在原始人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神的观念。
从这些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幼稚的认识和虚妄的想象，当然，也可以理解这正是原始人对其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奥秘的某些探索。
不言而喻，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神以及各种神的威力，只不过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威力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幼稚的幻想而已，是原始人通过幻想把各种各样的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格化的产物。
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中国古代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英雄神们为了达到某种理想，敢于斗争，不屈不挠，与恶劣的环境抗争。
如，我们很熟悉的《女娲补天》，女娲补天时面临的是一场大灾难，人类几乎被逼到了无法生存的灭绝境地。
此时，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依靠顽强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经过艰苦的斗争战胜灾难，终于还人间一个安定的生存空间。
从这则神话故事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人类是面临着怎样的灾难和恶劣的生存状况，先民们把解除灾难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而在其背后，不难看出先民们所希冀的那种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坚毅的民族精神。
而这种坚毅的精神在继而出现的精卫和夸父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二、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和奉献的民族精神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先民们顽强斗争时，必然会有牺牲和奉献，这也就孕育出了一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博大精神和情怀。
而这种精神也在那些英雄们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如，盗取天帝的息壤用以平治洪水的鲧以及他的后继者禹，还有射日为民除害的羿等。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鲧禹治水的故事，鲧面对滔滔洪水，违抗天帝的命令，窃来了天帝的息壤用来阻挡洪水。
这种违抗天命的结果是鲧被天帝压杀在羽山。
为了平息洪水，鲧是牺牲了自己。
尽管鲧被天帝压杀了，但是他的后继者禹接过了治水的接力棒，继续坚持不懈的与大自然的灾害斗争着，最终战胜洪水。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死后三年尸体都没有腐烂，又从肚子里化生出了儿子禹，“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期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治好了洪水，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鲧和禹父子俩为了治水，一个死一个历尽艰辛，为百姓为苍生的幸福勇于牺牲，福泽后世。
从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中华民族诞生起，人们就在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哪怕是为此牺牲流血。
而这些精神，先民们通过神话和神话里的英雄们表现了出来。
三、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勇于创新，不断探索的民族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现在提倡创新，鼓励创新。
殊不知，创新精神在我们上古的神话中就已经孕育体现出来了。
远古时代的先民，在与自然作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一些自然现象并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用现在科学的眼光来看，尽管这些解释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先民已经对自然现象有所探索并有所认识。
他们开始试图了解自然进而解释自然，解释自身的来源问题。
相对于西方的上帝创人，我们古代神话中，解释有关人类起源问题的当首推“女娲造人”。
女娲不仅补天，重整了宇宙，而且还抟黄土造人，成为了人类的始祖。
纵观我国古代神话，还记载了人类脱离愚昧向文明迈进的探索和创造。
如车舆、弓箭、舟船、屋宇、陶器、音乐、文学等的发明、发现。
如，关于文字的起源，很早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
其他如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展种植业的神农，发明丝织养蚕的嫘祖等等这些文化英雄，都在古代神话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四、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出的仁爱善良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中，仁爱善良是一直被推崇的，而这一点也在我们古代的神话中体现了出来。
尧舜禹王位禅让的故事一直被我们所熟悉并津津称道。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王位的传承推崇的是仁爱，是禅让，而不是干戈相向。
反过来看西方的王位传承，我们不难发现，充满了流血牺牲，哪怕是父子之间的王位相传，也是充满了血腥的斗争。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这种仁爱的精神由来已久，也是值得称颂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尽管是由人们的想象、幻想构成，但它都是以现实生活作基础，是先民们探索自然、挑战自然、征服自然的体现，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凝结成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凝结着人们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
因而，这种由神话开创和奠基的民族精神也代代传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
这种精神也将伴随着我们世代相承，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不灭的光辉。
【中国古代神话论文二】
神话是远古先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类自身通过幻想所作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它在开始阶段是集体口头创作，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后来才用文字记录下来。
纵观中国古代神话的发展，按其内容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宇宙初创和再创神话。
它探索了宇宙是怎样生成的?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先民经常思索的问题，于是产生了盘古开天辟地、化生万物的深化。
发明神话。
古代先民在社会实践中有许多发明创造，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发明创造的神话。
如果对上古发明神话加以统计，会发现出自帝俊系统居多。
同时，上古发明神话多数直接说出发明者及其创造者物，但也有的采取的是隐晦的方式
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神话最显著的演变结果便是它的历史化、寓言化和宗教化。
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最突出表现。
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并且着意加以改造，把“神”人化，把神奇怪诞的传说作出一番看似合理的诠释，使之化为历史，载入简册。
如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解释“黄帝四面”为“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等等，都是对神话作历史化改造的实例。
神话本来就含有一定哲理，后世的某些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从神话的宝库中选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便把它改造为寄托思想的寓言，在形象的故事中包寓某种哲理，于是神话被寓言化了。
中国古代神话的寓言化，主要反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特别是庄子，堪称改造神话为寓言的高手。
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
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也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控制自然同出一源。
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
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
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
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
6 柳永词的雅和俗
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
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
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
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14 《水浒传》主题辨析
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
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
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
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
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
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
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
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
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
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
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
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
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
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
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
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
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
42 论二晏词
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
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
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
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
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
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
50 贾谊论
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53 汉乐府诗分析
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
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
62 《西厢记》的传播
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
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
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68 牡丹亭》的传播
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
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
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
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
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
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
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
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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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景关系
内容摘要：文学作品是叙述生活的艺术，是人生哲理的艺术反映，一般在浓郁的感情中有理想信仰、人世经验、社会风云、生活智慧的闪光。
作品的情感、脉络，作为作品的内在结构线索潜藏在作品之中，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原本散漫零乱的意象，把它们联结，聚合成和谐的整体，而此时的景往往就是情的载体或标志。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寄托情感于景物之中，融合景物渗入于情感之里。
但情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而是因感触景物而生情寄兴。
因而情和景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情随景变，景随情生”。
古代文人写文章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写景——自然界的或周围的景，来引起情，把情感传达给读者。
情与景的处理很重要，如果处理得恰当，他就会激起读者的感情，使读者与他发生共鸣，这样的文章就写得好。
关键词：情感景物变化交融情随景变景随情生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形式多样，内容繁多。
其体裁大略分为诗、词、曲、赋、游记、散文等。
古人在描写人、事、物、景时，都注入了他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注入了他的思想主张。
同时，文学作品还是叙述生活的艺术，是人生哲理的艺术反映，一般在浓郁的感情中有理想信仰、人世经验、社会风云、生活智慧的闪光。
但倘就作品的内容中情景的融合体现而言，那么在各类作品中，作品的情感、脉络，都会作为作品的内在结构线索潜藏在作品之中，
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原本散漫零乱的意象，把它们联结，聚合成和谐的整体，而此时的.景往往就是情的载体或标志。
自古至今，文人骚客在舞文弄墨之时，大多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但其方式有两类，一类为“快乐抒情”，
通俗一点就是当作者心情好时，在欣赏美景之余，能够产生精神性的愉悦，给人们以快感。
另一类是“发愤抒情”。
由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理想受挫或倍受坎坷，而郁积一腔忧愤。
然而现实的限制，又使其无计排遣，而依就诗文，借托景物以释放。
所以，文人墨客们在写景之余很注重情感的融入，让作品达到情景交融境界。
但情景交融，也非融而无法汇而无度，造成文章思想、内容的乱杂。
比较此类作品，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情景的关系——情随景变，景随情生。
情随景变简言之是指作者的情感以景物为中心线索，产生变化，不同之景产生不同之情，甚至同一景的不同特点、不同角度也能让人的情感发生变化，
譬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一篇。
作者在不见其形，先闻其声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一小石潭，这里潭水空明澄澈，游鱼悬浮，宛如翱翔于空中，
四周“青树翠蔓，藤萝摇缀，参差披拂”，俨然一幅人间仙境，作者惊喜之情可想而知，所以“似与游者相乐”，鱼乐，游人更乐。
然而，这里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作者融情于景，写出了另一种境界。
在这种境界里，透露出作者被放逐的凄苦和怨愤抑郁的心情。
作者被排挤，受迫害的身世遭遇的反映在文中。
同是一景，情感却在发生着变化。
同样如此的还如李煜的《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上半阕三句讲眼前凄凉而以“红、匆、风”为韵，下半阕头两语忽然一转，回忆美好的昔日，香软绝伦而改用“泪”和“醉”为韵，
是情随景变而韵随情变，韵的变化突出了情景的变化;跟着，“几时重”之后接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作结，复归原韵，也就复归于更加深沉的伤痛①。
情感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
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本诗描写了辋川秋日傍晚的幽雅风景以及与友人共得隐居之乐的心情。
首联写山中秋景，寒山转翠。
秋水缓流。
表现出秋天里淡散之意。
次联写人，站立门外，临风听蝉，于闲散中体现了孤独的思绪。
第三联写村景，渡口落日，炊烟初起，又表现了人间生活的暖意与活力。
日圆烟直，线条分明，极具空间感。
最后叙事。
诗人正在静赏这幅图景时，老朋友又喝醉了，学着古代的狂士在自己的居处前唱起来。
这则一改上文中静意与孤独感，基调在“醉”与“歌”中上扬起来②。
这同样也是抒情，表现诗人对隐逸生活的热爱与陶醉。
诗中将写景与写人交替安排，写出了情随景变的过程。
至于不同景物引发人的不同情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情无定位，感触而兴”③。
杏花绽开时让人联想到春意盎然，心情自然好了很多。
无论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还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都让人沐春光，显活力。
相反，“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便是此景寓情的代表。
黄昏夕阳则竟能借寓作者英雄迟暮，好景难就，悲凉凄苦之情。
从而道出“夕阳无限好”的赞美之句，也不由地派生出“只是近黄昏”的下句，足见黄昏、夕阳给人带来无限的感慨。
从唐诗宋词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多样景物所带来的多样情感的震颤。
“情景相触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④。
“诗仙”李白高兴时高唱“东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心烦时低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面对美景他可以写“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面对离别他可以写“李白乘舟将欲行，忽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独坐时他有时悠然，“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有时愤然，“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情随景变，变幻多姿，捉摸不定。
这种丰富的情感是前人所没有的。
“诗圣”杜甫对祖国赤诚一篇。
面对“安史之乱”，他哀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听说官军收复失地，他高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作为丈夫，他在外时刻思念自己的妻子，“今夜郛州月，闺中只独看”;作为父亲，他对儿女无时不有牵挂之情，“遥怜小儿女，
古代家庭教育论文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自上古有家庭以来，至清末，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古代家庭教育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家庭的巩固和繁衍，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推动国家政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与变革，一直产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时代不同了，但不可否认，几千年的古代家庭教育积累的家庭教育经验、传统、思想、方法及教育素材，对于当代的家庭教育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纵观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有以下几个特质值得注意。
一、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继承性
在原始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但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教育可以认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萌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家庭教育便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性，例如在奴隶社会时期，能够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只有皇室贵族，普通老百姓是少有机会的。即便是汉唐之后，平民百姓能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了，其家庭教育内容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具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面。皇室贵族、仕宦之家与平民百姓的家庭教育内容又也有着不小的差异。同时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又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和继承性。随着年代的发展，家庭教育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完善和改变。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正在逐渐瓦解，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还未形成，新旧价值观念处于激烈碰撞与冲突之中。而中国当代的家庭教育由于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正处在深度变迁之中，家庭教育处于一种盲目，无序的境地。只有继承古代家庭教育的`精华，去其糟粕，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借鉴外国优秀家庭教育理论和经验，才能顺利完成转型。而现在有必要对古代家庭教育进行再认识和再继承，因为古代家庭教育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作为历史作用于过去，而且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不仅作为集体意识影响着宏观社会，而且渗透在个人的观念中影响其具体行为”。
二、以德为首，以孝悌为本，将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放在重要地位
家庭是子女成长的摇篮和终身受教育的场所，家长要通过家庭教育给予子女长大独立生活所需要的行为规范、知识，如生活常规、人际关系等，实质是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这一点，在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家庭教育中都是一致的。古代家庭教育把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是因为古人认为只有搞好“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认为，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谐和巩固，还有利于社会和国家和安定。虽然古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其目的在于移孝作忠，但不可否认，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孝悌教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很积极正性的一面，而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所比较欠缺的部分。唐柳n在诫子书中强调子孙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时，要以“孝悌为基，以谦恭为本，以礼让为务，以勤俭为法”，概括的很是精到，值得借鉴！
三、家庭教育与家族教育日益紧密融合，与“学院”（官学、私学、书院）教育和谐共存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在家族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人聚族而居，既有自身家庭的需要，也有统治阶级提倡的因素。在古代生产力还不发达，大多数老百姓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族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当多的老百姓的家庭教育是依托于家族教育完成的。而家族教育的内容很多，包括儒家伦理规范的教育，也包括家风的教育，及族内子弟的文化教育等等。这其中流传至今的许多家训、族规、乡约也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古代教育三角体系，即家庭教育、家族教育（包括宗族教育）、“学院”（官学、私学、书院）教育因其和谐均衡而发挥着稳定的作用。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家庭观念、家庭结构甚至于家庭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迁具有时代性，比较之下，家庭教育功能总体正在弱化（在某些方面，如家庭教育中的“学习至上”的观念与行为的过分强化则是家庭教育失衡与异化的结果）；家族教育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教育三角体系中，家庭教育沦落为从属地位，学校教育一家独大，替代家族教育位置的社区教育有其名而无其实；三角体系失衡，教育乱象丛生！根本出路就在于强化家庭教育，做实社区教育，使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各取所长，并驾齐驱！
四、重视言传身教，提倡勤俭，耕读传家
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言传身教要“端本清源，以身率先”，对子女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古人认为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讲到“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赵匡胤虽贵为皇帝，但仍然处身节俭，以节俭为家法，以身传教。他自己就“常服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他曾对皇室子孙说“每纳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曾国藩位列三公，但每餐只用一道荤菜，时人称为“一品宰相”；功成名就之后依然布衣布鞋。他在家庭教育中主张力诫奢侈，坚持以“耕读二字为本”。明吕坤在《孝睦房训辞》中也认为“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在耕读等日常生活中教化子女，修养性情，重视环境习染，也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并发扬光大之！
反观当代家庭教育，许多父母说的多，做的少，能以身作则的更少；失去了“身教”这一家庭教育的法宝，不重视家庭环境建设与熏陶，又不做学习型父母，家庭教育又有多少效果呢？
纵览古代家庭教育，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地方，如注重因材施教，强调循序渐进等。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历史惯性，与西方现代家庭教育的时代趋势，决定了我国当代家庭教育要在两者的矛盾与冲突中前行。在家庭教育深度变革的今天，只有立足实际，博取古今中外家庭教育之所长，构建新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体系，才能促进当代家庭教育顺利转型。而作为父母，也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积极建立学习型家庭，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才能实现有效的家庭教育！此文仅作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共同关注与努力！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
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
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
打从汉字一产生，便出现了书法艺术的萌芽。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直至秦代，统一了文字，创制了秦篆(小篆)、秦隶。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业绩，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相适应，我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
相对而言，古代书法理论的出现比书法艺术的形成要晚一些。
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古代书论著作最早出现于汉代。
西汉大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发展、兴盛与繁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汉代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初创期。
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和兴盛，专门研究书法的理论著作便应运而生。
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东汉书法家崔瑗的《草书势》。
崔氏在文中认为，草书的出现正是由繁到简的社会需要的反映，并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
对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肯定。
继此之后又出现了几篇重要的书论著作，如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
尤其是大书家蔡邕的《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
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
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
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
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
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
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
尤其是王僧虏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
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
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达到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
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域还的《书议》、《书信》、《书断》、《文宇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窦泉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队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作。
尤其是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
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
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
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
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
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
《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祟，影响巨大。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
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
元代书论主要是讲究法度，代表论著有郑构撰、刘有定注的《衍极》和陈绎曾的《翰林要诀》。
明代书论则强调崇尚古雅，倡导骨力与研美兼善。
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则是其代表论著。
清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
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
故书法理论前期重视对笔墨技巧的阐发，代表著作有笪重光的《书筏》和朱履贞的《书学捷要》。
后期则主要是对碑学理论的探讨，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揖》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并形成了一股抑帖尊碑、重北轻南的风气。
刘熙载的《艺概·书概》对南北书风的特色分别作了概括，强调他们各有所长，则显得比较公允、客观。
不仅如此，《书概》还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书体演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的技巧、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要的理论总结。
这些论著在中国古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们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发展的大致轮廓如前所述，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重视对审美风尚的总结与引导。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必然有一个社会的风尚，这种社会风尚也必然要影响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社会文化各方面对这一风尚的欢迎或抵制，又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这一社会风尚的兴盛与消亡。
同样，各个时代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风尚也不一样。
如何引导这种审美风尚，使之成为这一时代审美的主导风尚，就成为各个时代书论家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如汉魏时书论中的“尚象”、晋时书论中的“尚韵”、唐时书论中的“尚法”、宋时书论中的“尚意”等等，无一不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实践中审美风尚的总结，而通过总结反过来又指导书法创作的实践，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只要我们粗略翻阅一下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著作，你就会看到：我国古代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和总结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而且自成体系。
如果将它与中国古代画论相比较，就更能显示出这一特点。
比如对书法发展史的研究，自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开其端，以后各个朝代几乎都有这样的一批著作。
它们论列了从上古至清末书法发展的历史，保存了中国书法发展历史的完整面貌。
又如对书体演变历史的研究，论及了大篆、小篆、八分、楷书、行书、章草、今草等书体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概念、特点等各个方面，系统而全面。
再如对书法技法的研究也是极为深人、全面，大凡用笔、用锋、执笔、结宇、用墨、布白等等，皆有详细而精到的研究。
再次，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了“书为心画”的著名观点，认为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意识、德行、品藻的直接反映。
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就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并举例说：“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这实际上就是说颜氏端庄雄健的风格来自于他的高风亮节。
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书，如也。
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
人品好书品必定好。
另外，善于借助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评赏者的感受，以充分显示欣赏过程中多种心理活动交织的情状。
早在东汉蔡邕的《笔论》中，就运用丰富、美好的比喻，来强调书法创作的体势应融人大自然各种生动的形态。
自此，历代书论家留继承了这一传统。
如孙过庭《书谱》中写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
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作者就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是博喻，来比拟钟繇、张芝和二王书法的神妙景象，从而使人获得一种感性的认识，便于领会。
此类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总之，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继承。
古代塞人初探论文精选
“塞种”之“塞”，古音读为“saka”，同于古代波斯文献中的“萨迦”。希罗多德曾经说过：“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喀人的”。（1）而以希罗多德为首的许多希腊作家把欧亚大陆的所有游牧人都称为斯基泰人。
一、外文文献中有关塞人的记录
国王大流士说：按照阿胡拉玛兹达（ahuramazda）的意旨，下列诸君（dahyara）归属于我，我成为他们的王：parsa（波斯），uvya（埃兰），Babiur（巴比伦），Aθura（亚述），Arabaya（阿拉比亚），Mudraja（埃及），海滨的人们，Sparda（萨阿迪斯），Yauna（伊奥尼亚），Mada（米底），Armina（亚美尼亚），Katpatuka（卡帕多细亚），Parθava（帕提亚），Zranka（德兰奎亚那），Haraiva（阿列亚），Urarazmi（花刺子模），Baxtri（巴克特里亚），Sugda（索格底亚那），Ganuara（乾陀罗），Sakaatagu（沙塔吉提亚），Haraurati（阿拉霍西亚），Maka（马克兰），凡二十三郡。
在大流士一世的纳克泽，罗斯塔姆（Naqs-eRostam）铭文第15―30行载：
国王大流士说：按照阿胡拉玛兹达的意旨，波斯之外，下列诸郡归我掌握，我君临之，他们给我带来贡品，执行我的命令，遵守我的法律：米底，埃兰，帕提亚，阿列亚，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花刺子模，德兰奎亚那，阿拉霍西亚，沙塔吉提亚，乾陀罗，印度，崇拜hauma的Saka族，戴尖帽的Saka族，巴比伦，亚述，阿拉比亚，埃及，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萨尔底斯，伊奥尼亚人，埃塞俄比亚人，马克兰人，卡里亚人。（6）
通过上述文献材料和碑刻铭文材料的呈现，我们不难看出，在锡尔河以北的广阔草原这一最早被称为突厥斯坦的地区，在上古时期并非突厥人生息的场所，而是印欧种，操印度―伊朗语的塞种人的故乡。并且，在公元前486年之前，saka曾臣服于波斯大流士一世，服从其统治。Saka最后分成了三个部族，分别是崇拜hanma的saka族，戴尖帽的saka族和海对面的saka族。我大胆的猜测海所指的应该是锡尔河，海对面即可认为是崇拜hanma的saka族和戴尖帽的saka族这两部居住地对面的saka族，即锡尔河以南的saka族，被希罗多德称为斯基泰的操印度―伊朗语的saka人。那么以锡尔河为界希腊作家们所指的斯基泰人，应该是欧洲的saka人，即海对面的saka族，而被波斯人称为“萨迦”的是位于锡尔河以北的其余两个saka部族。在转引余太山先生著《塞种史研究》中，大流士一世的纳克泽.罗斯塔姆（Naqs-eRostam）铭文时，对“崇拜hanma的saka族，戴尖帽的saka族，和海对面的saka族”，我感到困惑“族”这种民族成分概括的词语，是在我国上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做民族识别工作是提出的，为什么铭文上用了“族”，而不是“人”。我认为这是因为将saka分成了3个部族，部落，这个族不是民族的意思而是为了区分同属于一种人的不同部落。
通过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可以略窥见亚历山大东征时期saka人的情况。
据阿里安记载，“大流士（Darius Ⅲ，前336―330年）的部队之所以这样庞大，是因为有大批的援军。有巴克特里亚边境上的一些印度部族，加上索格底那人和巴克特里亚人。以上这些部队都由巴克特里亚智柏萨斯指挥。和这些人一起前来支援的，还有居住在亚洲Scythia人当中的.一个叫saka的部族。他们所以来救援，并不是因为他们附属于柏萨斯，而是因为他们和大流士结了盟。这批部队是马上弓箭手，指挥官教Manakes。”（Ⅲ8）（7）
通过以上引述，可知：
1、saka叛离国王大流士后，挣脱了其统治，又与大流士结了盟。探讨其原因，我认为印度―伊朗人发展到第三阶段的特征是掌握了骑马术，这是原始印度―伊朗人得以发展游牧的养马业，并组织起庞大的骑兵。于是他们变成了骑马的游牧人，大量的马群迫使他们定期变换牧场而其单一的经济又驱使他们与邻近的农业居民建立起经济联系。也许这就是saka人不能完全脱离波斯帝国的原因。
2、saka人精通养马，骑马术，大量的马群需要大片的牧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saka人从锡尔河附近游牧来到了伊犁河，楚河附近，由此开始建立国家。
二、汉文文献中关于赛人的记载
《汉书》中有关塞人的资料，主要见于《西域传》《张骞李广利传》。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即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局其地。”（8） “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9）
通过以上引述可知：
1、西击塞王，通过这句话就可知，塞人已经入阶级社会，从墓葬中也可佐证这一点，阿尔赞的大石冢，由此可见，塞人的阶级分化明显，已有完整的组织体系。
2、乌孙占了原塞人的地盘，塞人分散，故乌孙国内融入了塞人的成分。
又“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10
通过以上引述：
1、我猜测宾、乌弋山离、安息国、大月氏国、大夏、康居国、大宛国其国内的主体民族皆为塞人。因此不仅休循，捐毒本塞种也。
2、我尝试描绘这样一幅路线图，从北欧草原→锡尔河南、北岸→亚欧内陆地区→伊犁河、楚河流域→巴克特里亚→印度。在西汉时期，塞人经历这样的迁徙后在西域建立了数国，从游牧转向了定居生活。为此后中亚诸民族的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代地方工艺美术论文
一“、苏式”工艺美术形成的时代基础
在书画装裱、古籍装帧、织锦工艺、日用摆设等新生工艺美术门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苏州工艺美术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此外，与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彩绘等有关的宗教艺术创造也为苏州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苏州虎丘塔和瑞光塔都有许多工艺精美的佛像和供器。宋元明时期，苏州工艺美术名家辈出，宋代泥塑艺人袁遇昌、元代银匠朱碧山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备受追捧，宋元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创新就在一批批艺术工匠的身体力行下得到了良好的实现。明代，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工艺美术发展迅速，苏州工艺美术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从而为兼具较强工艺性和艺术性的“苏式”工艺美术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苏式”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成熟
明代中后期，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和文化重镇。在商业大潮冲击下，苏州工艺美术一改过去以来地理条件和手工匠人个人发挥的发展模式，呈现出由市场决定发展道路的新型发展状态。明代，苏州丝织和棉纺织技术发展迅速，民间纺织和海外贸易促使苏州成为全国纺织品生产基地中的佼佼者。有着辉煌历史的苏州刺绣在明代中后期针法更加成熟，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苏绣这一地方制作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品牌。苏绣材质有布、纱、罗、娟、绒等，心灵手巧的绣娘将花鸟鱼虫、城市生活都搬上了刺绣“画卷”“，苏样”刺绣、服饰等风靡全国，苏式工艺美术也因苏绣而蒙上了过多的商业色彩。苏式家具也是苏式工艺美术的载体，除了最常见的竹木外，苏式家具的材料还有楠木、榉木、檀香木等。可以说，小到席子、藤椅、藤枕、纸扇等日用品，大到床、柜、屏风等家居用品，都成为苏式工艺美术的表现场地。成熟的消费市场是苏式工艺美术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衣帽鞋袜、纸扇香具、青铜锡具等使用类物品需求的增大，使工艺美术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直至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明代中晚期，苏州工艺美术生产已经非常专业化，实用物品生产地域性鲜明，工艺美术生产在规模、品种上都较宋元时期更加兴盛。吴县罗底绢生产、木渎镇银铜器皿制造、陆墓镇砖瓦、淘气作坊、吴趋坊的藤枕和制靴中心，为工艺美术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在鉴赏类工艺美术作品中心吴县，珠宝花、玉石雕刻、烧料器和扇子制造发达，乾隆帝曾用“相质制器施琢刻，专诸巷益出妙手”给予吴县琢玉作品高度评价。与帝王所好相比，虎丘盆景制作和太湖石更受平民百姓的喜爱，无论是百姓居室还是大家园林中，都常见这二者的身影。异军突起的竹刻、版刻艺术进一步推动了苏州工艺美术的发展，《嘉定县志》记载，嘉定是明代最为著名的竹刻中心，朱松邻一家三代都是著名的竹刻艺人，传统工艺美术就是在这些匠人们的辛勤付出下获得了新生。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苏州工艺美术已经具备品类齐全、规模宏大、新品辈出、行业分工细致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昭告了苏式工艺美术的成熟。
三、苏式工艺美术的.艺术内涵及影响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概念，要想知道“苏式”究竟代表了什么，恐怕还要从苏式工艺美术的文化基础说起。在明代中晚期“，苏式”是文化创新的结果，苏式工艺材料新品种的开发和应用是苏式工艺美术发展的基础。金、银、铜、玉、石、象牙、木头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工艺原料，而石刻印、以竹制扇骨、以麦秆编灯等工艺美术表现形式却最早出现在明代。这既与绘画之风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刻印留名的欲望有关，也与印工、刻匠的创作激情有着密切关联。苏州篆刻家沈野，正是发现金玉费力而难成所以才选择以石刻印。此外，在扇面、扇骨、扇坠制作的基础上，苏州折扇制作发展迅速，苏州折扇成为市人争相购买的雅物。虽说灯笼与扇子一样并非是明代才有的产物，但是用麦秸秆编制而成的圆形灯笼确实是在明代才出现，且这种创新性的物品最早在苏州一带较为流行。此外，苏样衣物、家具、水火炉、纺织用品、乐器、茶具器皿等都深受时人喜爱。对材料本身商业价值、人文价值的关注是明代苏州工艺美术发展进程中形成新气象，这也是苏州工艺美术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究其原因，苏州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决定了苏州人开放、积极的胸襟和态度，而苏州工艺美术必定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效仿或创新。所以，说苏州工艺美术是一门开放的艺术，一点都不为过。苏式工艺的美具有特殊性，钟灵毓秀的江南地理环境，养育出了秀气典雅的苏州民众，清雅灵秀也成为苏式工艺的显著风格。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苏式工艺不但质量上乘，风格也别具代表性。苏式工艺的恬淡秀美、清秀典雅在苏式工艺线性曲、静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苏式家具是苏式工艺品中的杰出代表，苏式家具在明朝时期对线条的运用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圆细木构件、曲度变化较小的线条、利用细微装饰曲线构造的造型，是苏式家具的主要特点。近代学者陈启雄说苏式家具在造型上具有书法艺术的构造技巧，明代苏式家具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内涵可见一斑。更有人将明代座椅后背常用的S型背靠与唐寅等明代画家笔下背部弧线优美的仕女联系到一起，虽有牵强之感，但是苏式家具特殊的式样美却是毋庸置疑的。小巧的体态是苏式工艺美术作品的一大特征，受熙攘、纷杂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影响，人们对能深入人心的细致之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商品头脑发达、更善于应和市场需求的苏州人也乐于在工艺形式上做出更多的改变。苏州工艺品在结构和风韵上较他地更胜一筹，不论枕、扇、瓶器、茶炉还是门窗、栏杆、挂屏，色彩静穆、外形空灵、丰韵婀娜是苏州工艺品共有的特点。明代中晚期，苏州工艺美术创造中出现了以小见长的创作风尚，极具艺术情趣和特殊美感的苏州工艺产品风行天下。苏式工艺虽然影响深远，但是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地域文化，地理人文风貌对它的影响始终不容忽略。明代中后期，江浙等地的商品贸易水平进一步提高，在现实利益的竞争与倾轧中，由思想碰撞带来的冲突接连不断，反映到艺术上，就形成了艺术家与艺术相互借鉴、参考、吸收的关系模式。在景物繁华的苏州，在各路艺术家和文人的艺术交流和书画答酬中，地方文艺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时代的必然。明朝中晚期，苏州画派成为绘画界的先锋力量，吴门画派声势浩大，画家投入商业运营的现象极其普遍，不但王公贵族、豪强地主争相罗织名家书画以附庸风雅，书画装潢在民间也迅速普及，艺术市场日趋繁荣、成熟。
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许多名人与匠师结合设计，赋予工艺品更高的文化艺术价值。而分类齐全的匠师群体，也利用整体号召力，组合成辐射全国的艺术创造群。如以木工领衔，集雕刻、泥瓦、漆工等建筑工种为一体的苏州香木帮为了维护帮会名声，成员在做工时对艺术水准的要求就很高，这无疑会对工艺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如果说苏州本地工匠与外地匠人的合作推动了苏式工艺发展的话，那么官府作坊则和各类私营作坊则在工艺美术的成熟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苏式工艺美术是地区先进工艺美术的代表，也是地区文化成熟的表现。苏式工艺起源于位居江南经济和文化重镇苏州，它随着苏州地域与外界商品和信息交流而流传开来，如朝廷对苏式工艺品的征用和文人雅士参与宣传，无疑会引导人们在这两个最大的“精神生产”群体的指引下，做出思想和选择上的改变。苏绣的内销和外销更是直接将苏式工艺美术传播出去，苏式工艺美术开始进入世界艺术的行列。
解读古代人名论文
名字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 还能体现一个人的地位、种族、性别、职业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远古时期, 人们并没有名字, 我们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都是后人以其英雄事迹来称呼他们的, 他们本身没有名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大, 个性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到了商周以后, 先人们开始有名。我国古代人名的发展, 大致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阶段,每一阶段的人名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从而形成古人名鲜明的时代特色。先秦阶段是我国人名的初创时期, 与后世相比, 显示出质朴无华的原始性和随意自然的无序性。孩子出生后, 多根据其生日或身体特征来命名, 并不刻意雕饰。殷商时期特别流行以生日的干支命名, 而且主要是用天干命名。据汉代 《白虎通・姓名》载: “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质, 故直以生日名子也。”
商代30代君王, 其中有28代以天干入名, 涉及9个天干。如开国者成汤就名天乙, 高宗武丁战绩卓著, 纣王帝辛更是家喻户晓。这种干支命名法一直流传至今。以身体特征命名的如卫公子黑背、楚公子黑肱、晋成公黑臀及孔子名丘、老子名耳等。先秦人取名不求高雅、不避粗俗,只把名字作为一个符号而已。随着汉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汉代人的名字已脱尽先秦时的质朴和粗俗, 开始讲究字眼、追求寓意, 借名字寄托个人的理想与抱负。高祖刘邦白手起家, 一统天下,激发了汉人强烈的功名心、事业心, 汉代人的名字体现出汉人建功立业、治国安邦、授勋封侯的崇高志向。如: 韩安国, 字长儒, 西汉梁国成安人, 汉景帝时率兵击退吴国叛兵, 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和卫尉,与匈奴战败而死; 张安世, 字子儒, 西汉杜陵人, 昭帝时任右将军, 光禄勋, 封富平侯, 宣帝时为大司马, 一代富豪; 赵充国,字翁孙, 西汉大将, 陇西人, 武帝、昭帝时,率军击匈奴, 宣帝时, 封为营平侯。西汉人饱受战乱之苦, 人们追求太平、幸福的生活, 希望健康长寿的美好理想也体现在其名字中, 如: 李延年, 西汉宦官, 深得武帝宠幸; 严延年, 字次卿, 西汉东海人,宣帝时任太守; 韩延寿, 字长公, 西汉杜陵人; 甘延寿, 字君况, 西汉北地人, 元帝时为西域都护, 封义成侯; 杜周, 字长儒, 西汉南阳人, 任廷尉, 是有名的酷吏, 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叫延寿、延考、延年。西汉时, 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经学日益发达, 东汉时更得到光武帝、汉明帝的大力提倡, 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儒家所崇尚的忠、孝、节、义、仁、礼、德、贤等观念的字眼也频现于东汉人名中。
如: 宗慈字孝初, 边韶字孝先, 丁鸿字孝公, 赵孝字长平,苏顺字孝山, 郭嘉字孝仁。名或字中都含有“孝”字。又如: 李尤字伯仁, 杨仁字文义, 张纯字伯仁, 曹仁字子孝, 许慈字仁笃。东汉人的名字不再具有西汉时的功名利禄思想, 也少了西汉人那种激昂进取精神。东汉人崇尚经学, 讲求学术, 其名字寄托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 更加文雅、含蓄。魏晋时代, 儒家经学衰微, 宣扬老庄思想的玄学兴盛, 玄学批驳儒家的仁义道德, 抨击其对人的个性的束缚, 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老庄哲学中的“道”、“玄”、“元”、“真”等字眼常常出现在人名中, 如:王浑字玄冲, 傅玄字休奕, 刁协字玄亮, 邓攸字伯道, 温峤字太真, 庾亮字元规, 诸葛恢字道明, 桓温字元子, 桓玄字敬道, 谢玄字幼度, 刘牢之字道坚, 司马道字元显。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北朝人名随意真率,朴野少文, 如赵黑、闾大肥、傅竖眼、卢丑、东路头之类, 不避俗名丑名, 富有世俗生活情趣。南朝人名高雅精致, 显出较深厚的文化修养。
由于东晋之后北方连年战乱, 北方的士族多南渡定居, 南方因此人文荟萃。世袭士族不仅以其姓氏、地望、门第、宗谱相标榜, 更借名字炫耀其世代豪俊的非凡身份。普通知识分子由于仰慕士族豪门的富贵荣耀, 也喜欢在其名字中使用一些为士族所垂青的字眼, 如 “士”、“彦”等。如: 陆澄字彦渊, 范云字彦龙, 刘绘字士章, 刘勰字彦和, 张率字士简, 刘杳字士深, 阮孝绪字士宗, 优挺字士标, 萧诞字彦伟, 臧严字彦威, 沈穆字彦和。南北朝人名的另一特点是广泛使用佛家语。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 南北朝时,佛教信仰深入人心, 但北朝佛教不同于南朝佛教, 北朝佛教重功德, 南朝佛教重佛理, 因此南北朝人名中的佛教字眼有所不同。南朝多取“昙、佛、慧、法、僧”等抽象字眼, 如: 王昙首、沈昙庆、王昙生、王僧绰、王僧达、王僧佑、孙法宗、陆法真、段佛荣、沈慧休、刘昙净、乐法才。北朝人名则直接取佛名、法器, 如吕七宝、吕罗汉、崔目连、吴悉达( 悉达即悉多太子, 释迦牟尼为净饭王太子时的名字) 等。
唐代人名反映了儒、道、佛三教共荣兼存的局面。唐代社会长期稳定, 传统儒学呈复兴之势。朝廷组织学者对儒学经典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订、注疏工作, 涌现出许多如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等著名的经学家, 特别是唐明皇李隆基亲自注释《孝经》。由于儒学兴盛, 一些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字眼被广泛纳入名字中, 如仁、义、礼、知、忠、孝、节、恭、敬、德等, 其程度决不亚于儒学繁盛的东汉。唐代佛教的发展不同于南北朝时期, 源于西土的'佛学佛理已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交融, 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唐代人已不再满足于对佛法、佛理的狂热崇拜, 因此, 唐人名字中有关佛教的字眼远不如南北朝时普遍。而有关道教的字眼在唐人名字中却呈异军突起之势, 这可能与道家的始祖和唐代皇帝同姓李有关, 道教借助皇帝的支持而风行天下, 有关道教的字眼频见于人名中, 如: 房玄龄、崔义玄、李道宗、颜真卿、陈玄礼、吴通玄、裴守真等。唐代人名在形式上的另一大特点是双名开始占据优势, 两字搭配都有明确的含义, 或寓美德, 或寄抱负, 或表志向, 有的则直接截取于成语或名言, 如: 武三思, 源于《论语・公冶长》: “三思而后行”; 杜如晦, 源于《诗经・郑风・风雨》: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还有的借用古代杰出人物的名字, 如孔巢父, 借用了古代隐士巢父的名字; 李孟尝, 借用了战国田文的封号孟尝君。五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的时代, 州镇割据, 战火连天。当时的人多以“彦”为名, 起自唐末, 止于宋初, 遍及各地。唐末有宰相徐彦章、左拾遗徐彦枢。梁有铁枪王彦章、统兵大将谢彦章, 晋、汉之间有超保大将军张彦超等。据统计, 自唐末入五代至宋初, 以彦为名的大小人物, 见于史册的有145人, 名为彦章的11人, 彦威的7人, 彦卿的7人, 彦进的4人。宋代重文轻武, 理学发达, 注重人格与道德的修炼, 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因此,宋人取名特别偏好那些表示美德善行的字眼, 如: 高怀德、石守信、王延德、韩世忠、真德秀, 包拯字希仁、余靖字安道、欧阳澈字德明等。
同时, 宋人还喜欢用“老、翁、叟”等表示年迈衰老的字入名, 如: 孟唐老、孟元老、陈敬叟、刘温叟、刘辰翁、王吉甫等, 这大概与宋朝理学盛行后, 封建文化缺乏锐气, 崇尚古典, 推崇成熟中庸有关。元代, 北方蒙古族入主中原, 人名中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音译或意译的名字,如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旭烈兀、兀良合台、耶律楚材、察罕帖木儿、石抹宜孙,成为我国姓名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明代也喜好以表示美德的字眼为名,只是较宋代人名多了些对世俗幸福追求的意味, 如: 高攀龙、周顺昌、曹变蛟、周遇吉、黄得功、何腾蛟、张名振、李成栋、孙可旺等, 寄托了人们望子成龙、光宗耀祖、追逐名利的世俗愿望。清代是我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代,清人眷恋缅怀灿烂的古文化, 致力于文物古玩的收集、玩赏与研究, 受这种慕古之风的熏染, 清人的名字常常借用古代玉器、青铜器的名称, 如: 施琅、图理琛、田文镜、李绂、姚鼐、傅鼐、曹振镛、汪士铎、嵇璜、费金吾、黄叔琳等。另一方面, 受“文字狱”的毒害, 清人对政治时事噤若寒蝉, 不敢直抒胸臆, 在名字上追求含蓄而古奥的风格, 如:黄宗羲、傅维鳞、查继佐、魏象枢、徐乾学、刘献廷、严鸿逵、胡中藻、戴衢亨等, 这些双名不能直接组合成词, 亦无语法上的关联,其意义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总之,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人名都在不断地受到时代潮流的浸染和冲击, 人名中不但蕴涵着社会的期望心理, 更留下了各时代的文化烙印和风俗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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