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围城》读书心得个人感慨（共含5篇），欢迎大家分享。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xiaoxiaoPP”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读《围城》了。我太喜欢《围城》，以致于刚读完的一段时间里拒绝其他小说，而只是一遍遍地重读它。最近的一次重读应该是在福建省语文高考增加了名著和经典阅读题时，那时我应朋友之约为某
教辅书出几道《围城》简述题，于是又一次重读——当然，说是最近，其实也已是好多年没有翻过它了。
所以今天重新打开《围城》就觉得特别亲切，就像老友重逢或是故地重游，又像是翻开了家里珍藏多年的儿时的相册。我记得我刚读完《围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人总是在我眼前
转悠，还有李梅亭顾尔谦高松年韩学愈陆子潇等等也会时不时跳出来吓我一跳。不过最让我深味的还属钱先生在小说里的那些俏皮话。我大学实习时，有一次和同学参加一所中学的晚会，主持人在台上说了一句话让我几乎跌
了眼镜。她在台下学生欢迎的掌声过后说：“你们的掌声极不合理，我还没开始说话你们就鼓掌，这让我有一种收了钱却交不出货的惶恐。”原原本本方鸿渐的俏皮话从这主持人嘴里说出来却让我别扭极了，不过后来一想也
颇为释然，甚至还有点惺惺相惜——这主持人定是和我一样，也是个《围城》迷。
杨绛说她是《围城》的第一个读者，而且也如钱钟书“锱铢积累”写作般“锱铢积累”读完的。钱钟书每写完一段稿子都会让夫人看，并急切地想瞧她的反应。然后两人通常都是相对大笑——也不说笑什么，只是心照不
宣。这实在是一种极快乐的劳动——写作也是劳动吧——杨绛的笑声也使《围城》越来越有趣了。
“红海早过了，穿在印度洋面开驶着，但太阳依然不饶人地早起早落……”钱钟书用华丽的开篇在第一时间抓住了我略显浮躁额心，并鼓动我、催促我静下心来，慢慢走进方鸿渐的世界，去体会他在围城内外的生活。
开头是太平洋上的颠簸的法国邮船上，嘈杂的各国人等，为着各不相同的目的，相遇了。夕阳永远在船尾紧紧地跟着，即使要马上被迫沉入海底，依旧用酡红的光线紧紧盯着这一群虚有其表，浮躁的，平庸的人们。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悲剧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一样：方鸿渐父亲处处制约儿子的行动，方老太太经常疑心别人诱骗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妻子的孙柔嘉柔顺之下的深藏心计……家庭社会的环境使方鸿渐感到处处有围城。方鸿渐的自身精神领域也妨碍和束缚了他冲出围城的信心和勇气。方鸿渐自身性格和顺，看出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聪明而内心懦弱。
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有瓜葛，但在爱情面前却节节败退。以至落入孙柔嘉的网里，又由合到分，他一生并没有冲出围城，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作者揭示了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祖国危难之际，欲持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却空虚难耐，又加深了人们困于围城之中这一人生含义。他们被困于生活的城里，日趋腐化，不断下沉，以至不能自拔，这就是钱钟书写这书的基本主题。
作者在书中的讽刺艺术相当杰出，因此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他对人物隐蔽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加上作者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幽默技能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性格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学无术的褚慎明，走私发国难财的李梅亭，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说谎到底的韩学部委员愈……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尖刻讽刺的。作者又借助自己的深厚文学功底，编制出众多比喻和警句，对人物进行嘲弄淋漓尽致。
《围城》是一部诙谐幽默却又犀利地嘲讽在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份子的彷徨与空虚的优秀作品。
《围城》的描写，自始自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留学回国的鲍小姐，崇洋媚外，穿的是及其裸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爸爸吧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为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在方鸿渐等人前去三闾大学的途中，将拥挤的轮船比喻成沙丁鱼罐头，一条一条陈列在瓶种。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嘴上机敏而内心懦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人，虽曾出国留学，但在国外花尽旅费但无所事事，学业无成。在回国前，花了点钱向爱尔兰人买了张假货，来瞒过自己的父亲和岳父。回国后当地的报纸大肆宣扬，认为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博才多学，并邀请给当地的学校演讲，只有假货，肚子却无墨水。面对下外众多的脑袋，硬着头皮讲了一些及其不雅的内容，也算是丢尽了脸面。虽然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崇洋媚外，只有文凭，便认为是博才多学。就如现在，许多大学生不断在喊：“现在工作难找，找到的工资也底。”这都一个样子，只有丰富自己，才能摆脱华而不实的局面。但等到方鸿渐到三闾大学之后，也因空有文凭，未即高位，也算是罪有应得吧!而方鸿渐的爱情遭遇也正如同在围城当中，四面都是墙，频频碰壁，却终究灰头土脸。先是与鲍小姐，后又回到家中，在父母亲的鼓励下，又相亲的几次，频频不满意。后又想起了在回国途中所遇见的也是留学归来的苏文纨，但却喜欢上了苏文纨美丽纯真的表妹唐晓芙。在俩姐妹当中的恋情失败后，只能夹者尾巴逃避。然后在现在苏文纨的赵辛楣的介绍下，到了三闾大学去教书，在其当中，又和大学中的老师相亲，结果仍一样。但后来又因为谣言，阴差阳错的孙柔嘉结婚。结婚过后又经过男女双方一些亲戚之间的嫉妒或瞧不起等原因，加之些及其无聊而又琐屑的事情弄的双方很不爽。最后，只能做之一无头苍蝇，跌跌撞撞。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结实“围城”，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围城》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艺术描写。
《围城》以一步知识青年的彷徨与空虚，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陷入了精神“围城”的境遇。
钱钟书在文中塑造了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李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故事的主人公方鸿渐，对于他，我更深的感触应该说是同情。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可谓是出神入化，但最终却为他选择了一个悲惨的命运。方鸿渐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走入了围城般的社会。在城中，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如意，但想要出去时，却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抱着无奈的心情，他一头钻进了婚姻、事业和家庭的圈子里。在婚姻的围城里，他爱上了博学多才的苏文纨，但对方的漠然却注定这是一场失败的的单恋。颇有心计的孙柔嘉利用他的同情心，成就了他那并不美满的婚姻。在事业的围城里，方鸿渐同样也不如意，他经历两次转系后大学勉强毕业。在岳父的资助下，他踏上留学之路，却因无心学业而与一纸博士文凭失之交臂。为了搪塞岳父及家人，只好买了一张假文凭交差。生活所迫，回国后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学校虽地处偏远，但绝非一方净土。清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十几个知识分子间的勾心斗角中败下阵来。
方鸿渐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在围城中的格格不入。方鸿渐自视清高，手持的却是一张假文凭。自我感觉颇好的他，课堂效果却死气沉沉。正是他对自己过高的估计，使他越来越不如意，也使他在围城里陷得越来越深。他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以及和别人的差距，转而在心中筑起了一座新的围城，一座自卑的围城。其实，这大可不必，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虚心求教，并对生活的不如意微笑面对，那座虚幻的围城也就自然消失了。生活中，也有人时常抱怨社会的不公，对生活比自己好的人十分的羡慕，万分的嫉妒。与其嫉妒他人，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份内之事，要相信，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自视清高或一蹶不振，都不免使人走上方鸿渐的老路，抱憾终生。
还是那句老话，社会是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我们又何必让自己的心态处于围城中呢?
每个人可能都听过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对他都不陌生，但是在读书之前，我还是先搜了一下亚里士多德的简介，毕竟对他只是一知半解。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政治学》一书作为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政治论述著作，集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下面我谈一下我的读书感想。
(一)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8卷，我整本书通读下来，并没有把握住一个清晰的脉络，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结构，每一卷都有其论述重点，下面我就一卷一卷分开来谈我对这本书的认识。
第一卷可以说是该书的序言，以论述“共同体”和“城邦”的含义，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而“城邦”也是该书进行论述的基本载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为了追求他们所认为的至善而组成的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他随后紧接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将政治家、君王、家长以及主人同一化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人只是在数量上有所不同，而在形式上是不无差别的。为了对该观点进行反驳，亚里士多德将城邦解构成最简单的基本单位，即个人和家庭，在对家庭管理以及国家统治进行比较后，得出两者的不同，从而得出前面的问题的答案。
第二卷开卷的第一句话，即“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就已经向我们传达了作者区别于其老师的最大特点与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我们都知道，是柏拉图，而他的一本经典政治著作《理想国》也是影响深远，《理想国》一书的书名便表露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特点：主观臆造性较强，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性。而亚里士多德本卷第一句话中“最能实现”、“最好的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了他强调政治学可操作性、注重实际的特点，也算是为本卷后文对柏拉图的部分政治观点的批判所做的伏笔，本卷也主要是通过对柏拉图等人的批判来体现作者本人的政治主张的。首先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极端的一致性”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而极端的一致性“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成的，而且应该是由多个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即便这种包含了财产分配等各方面的极端一致性，它也不能带来和谐，正如他所说：一件事物为愈多的人所共有，则人们对它的关心便愈少。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贵的。随后亚里士多德又列举了财产共同享有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和吵闹，如所有权纠纷，分配和消费纠纷。此外，在财产方面乐善好施以及克制对妇女的情欲的德性将消失。
第三卷亚里士多德主要讲述了公民的范围、如何去界定一个人是不是公民，随后又对政体进行了大致分类，最后强调法律在城邦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开卷作者便提出了“城邦是什么”的问题，作者认为“城邦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某个整体”，所以，要想认识城邦，首先应当弄清，什么人可以叫做公民，公民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在界定公民范围的过程中，作者大量列举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作者是通过人们行使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来界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公民身份的。随后，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当时各城邦的分析，将政体大致分为六类，前三种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后三种是由前三种相应蜕变而来的，包括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本卷作者关于法律进行论述的部分，体现了作者心中理想国家的部分形式，即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法律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会导致偏见和腐化，“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经过众人的审慎考虑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确性，“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这未免荒谬”。
第四卷主要对现实中各种政体的建立以及其原则进行研究。本卷开卷提出了“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以及若是没有外部的干扰，什么性质的政体最切合我们的意愿，什么政体与什么城邦相适合”的命题，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亚里士多德主要对平民制和寡头制进行了比较。民主制以财产为条件或不以财产为条件的方式产生不同政治体制：
1、各种官职都有一定的财产要求，不过这要求不高，具有一定财产的人均可参与行政管理;
2、公民身份不成问题的人都有权参与行政管理;
3、任何人只要是公民就可以参与行政管理，而法律必然具有统治的权威;
4、群众代替法律行使权力，法律失去权威。
寡头制国家：
1、官职有极高财产要求，多数穷人没有资格担任;
2、官职有极高财产要求，官职空缺只能从合格公民中选举产生来填补;
3、出现了世袭制度的寡头制;
4、统治者凌驾与法律权威之上。
通过对两者的比较，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中切实可行的最优良的政体是两者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拥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
第五、六卷论述革命的起因以及防止革命、巩固政体的政治措施。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第七、八卷讨论了城邦建设中的多个特定问题，即如何建设最优良的城邦。优良城邦的前提条件是人口控制，其疆域应能使域内居民过上闲暇、宽裕并节制的生活，有良好的海路和陆路，便于成为全邦共同防御中心。城邦的位置应朝东以有利于健康并避开北风，如此适宜政治活动和战争。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城邦的城防、城墙建设、人员分布。同时，立法者应关心孩子的营养、儿童训练和保育，杜绝污言秽语，在青年达到有资格参加共餐年龄前，禁止他们吟咏长短格诗歌或看喜剧。立法者最应关系青少年的教育。教育分为：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
(二)经典命题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主要围绕城邦、公民和政体这三者表达其政治思想，关于这三者的讨论也成为了本书的三大经典命题。
1、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为了追求他们所认为的至善而组成的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而城邦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的本性，因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换，防止互相损害等等。城邦的目的在于实现道德的良善，谋取优良的生活。这是城邦区别于其它社会团体的本质所在。而现在我们所认同的国家(也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两者对于国家的概念阐述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其明显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从“目的”来讨论国家的起源，即国家形成是为了什么。两者的不同之处也在于他们认为的“目的”。前者认为国家的行成是为了追求至善，而后者认为是为了进行阶级统治。这两者的差别其实是来自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前者所处时代城邦以公民社会为主，生活较为安逸，因此人们有较多时间对道德、法制等进行思考，讲求完善自身，追求“至善”，前者的概念就是对此的一反映;后者所处时代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大爆发的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而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引，革命进展缓慢，为了推动革命的顺利进行，马克思主义就此诞生，基于此革命背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阐述便充满了革命与战争色彩。
我认为，对于国家概念的阐述，部分程度上都会受到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也许，当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与政府更加强调“服务于民”的时候，我们对于国家的概念就又会随之发生改变而更加强调概念中“服务于民”的“目的”了。
2、公民。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关于“公民”的定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后提出了公民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是参加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其中，参加行政统治的人包括官员、陪审员以及公民大会成员。而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公民含义：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强调权利主体和公民身份，尤其强调公民的权利而忽视其承担的义务，现在人们对权利和义务同样重视。
那么，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奴隶社会所导致的自然而然的一种思维惯性。在奴隶社会，人们对于奴隶的存在早已习以为常，而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便是拥有大量权利，人们也就自觉地通过权利的有无来进行自由人与奴隶的阶级划分。对于公民的界定同样如此，首先必须拥有自由人的身份，随后才可能是公民。
3、政体。他认为政体负责对城邦的各种官职特别是最高官职的某种设置或安排，简单的说，政体就是政府。此外，他还指出，城邦这种共同体不仅仅是维持人们的生活和分享财富，它还要以优良的生活为目的。他还提出了政体的分类。他认为政体有正确的政体和蜕变的政体。以利益和最高权力的归属划分，正确的政体可分为君主政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贵族政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权力掌握的少数人手里)、共和政体(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权力掌握的大多数人手里)。蜕变的政体分为僭主政体(以私人利益为依据，是蜕变了的君主政体)、寡头政体(以富人的利益为目标，是蜕变了的贵族政体)和平民政体(以穷人的利益为依据，是蜕变了的共和政体)。
他谈到了他认为的理想政体，或是说优良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三种变态的政体都是不良的政体，对任何社会都不适宜。至于三种正宗政体，亚里士多德主张要视社会实际情况来决定。他认为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己经过时，唯有他所认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宜于实行。因为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分为极富、极贫和处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三部。
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的权衡，同时他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无疑问，这点是与他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应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实现法治国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国家的标志和应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都应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会导致偏见和腐化。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一个人即使再聪敏睿智，也难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国家管理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就如同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变幻莫测的感情之上。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这既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必然表现。人是感情动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则又是经常变动的，所以根本谈不上稳定。相反，法律一经制定便不得随便改动，轻率的变法不但不利于城帮的治理，而且会严重削弱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信。法律是经过众人的审慎考虑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确性。亚里士多德说，“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这未免荒谬”。
法治优于人治，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中，明确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习总书记指出，“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党之所以如此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日常的行政、司法等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大量的违法违纪行为，而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同时，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树立公民的法治意识。
在当今中国，法治不健全远没有公众法治意识缺乏带来的影响大，这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法治的第一重含义就是法律获得公民普遍的认同，大家一致遵守法律。而中国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统治，人治的思想依然没有完全从大众头脑中被抹去，所以，人们依然畏惧官僚主义，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助于法律的力量。
因此，要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做到两点：第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创建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二，加强公众的法律意识，树立大众的法治观念。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能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置于法律引导之下。
全书读下来，还是有很多模糊的地方，还需要以后反复来读，经常请教别人，帮助自己好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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