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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那个夏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在当时叫做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里，悄然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以迥异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他们也许不是先觉者，但他们绝对是先行者;他们也许并非个个才智过人，但他们在那个当下却是理想饱满，激情澎湃。当很多上海市民还过着他们庸常的生活时，一个政党已在他们的身边诞生，这个政党将改变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
_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一个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为清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_周年前夕，本报“朝花·夕拾”专栏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推出“伟大的开端”特辑。今起隆重刊发首篇文章《树德里的灯光》。
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_余年之久。在这里，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刻下了奋斗的足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中国红色基因发源地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和延安等地召开了七次党代会，其中，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秘密召开。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19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抓住契机，初登舞台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而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早已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同一时期，湖北、广东、济南、湖南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时派出代表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的扩大，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李大钊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张太雷去。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杨明斋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百家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19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12月从上海启程回国。
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
“过去对尼克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吴海勇说，足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这样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诞生在上海的法租界，诞生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这就是19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只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上海与嘉兴：梦想起航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这幢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13位中国共产党人会聚在这里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共一大会场
_年前的这一天，_年前的这个季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诞生在上海的法租界，诞生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
1921年7月23日晚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等13人，他们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马林作报告，他讲了第三国际的使命和中国党的任务，建议中国党要特别注意工人的工作，接着拟定了会议日程，主要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党的领导机构。
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党的纲领。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旧上海青帮头目，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滩“青帮三大亨”)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晚代表们商量，决定改换会议地点。恰好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因此决定第二天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南湖去开会。
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
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7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一只游船上召开了“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党纲》(共15条)。《党纲》第一条明确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包括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大会确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会还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中央局作为全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2113在20世纪代的上海孕育和诞生不是偶5261然的，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4102运动的潮流，更是中1653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具备了中共产生所需的一切主客观条件。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和工人阶级的集中地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枪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各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此接踵而至，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上海是不平等条约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成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地。早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资本家和清朝官僚就在上海开厂，产生了我国最早一代产业工人。19世纪末，我国民族资本家开始在上海办厂，也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上海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工厂增至1759个，资本增至5亿元，上海成为中国大工业中心。上海也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的城市，而且集中程度很高，1920年的数据显示上海20多万产业工人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的有15万人，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中外企业中的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是十分悲惨的，他们每天工作一般在12小时左右，有的长达16小时，许多纱厂不许因吃饭而停车，工人只能一边劳动一边吃饭，工资又极低。工人除了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外，还受工头的剥削。工厂主和监工、工头在车间视工人如牛马，任意打骂，工人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毫无政治权利。
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上海工人进行过多次自发的罢工斗争。1859年上海码头工人为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第一页。据统计从1879年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年到19为70多次，19到1919年为85次，次数增多，规模也扩大。当然这些罢工多数以经济要求为主。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5000多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罢工迅速波及中外企业和各业工人。上海工人的罢工，迅速促成了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工人阶级第一次以英雄姿态举行政治大罢工，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惊恐。上海工人阶级这一行动有力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全国的“三罢”斗争。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释放被捕学生，免除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位代表顺理成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亮相，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的心愿。身在远东书记处的张太雷固然可以成为代表，但多争取几名参会代表名额岂不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心?
俞秀松
派出俞秀松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错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受少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将赴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19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的停留后，转车抵奉天(沈阳)、到长春、去到哈尔滨，住进了中华客栈，等待接应出境。但是，出满洲里、经赤塔后，俞秀松并没有直接到莫斯科，而是先到了伊尔库茨克，他要在这里取得由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签署的证明。因此，俞秀松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了一些日子，然后去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
派出杨明斋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杨明斋曾经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此后，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最恰当的人选。他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这三个人注定要成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风云人物，因为一场事关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地位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踏上征程，正式发言
慷慨受命，而行期紧迫，张太雷根本没有时间回常州老家与亲人告别，只能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多字的家书。
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指的当然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张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最担心的是什么，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她们会更加容易理解些，所以又说：“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在信的最后，张太雷还特别安慰妻子，“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
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
伊尔库茨克位于东西伯利亚南部，曾经是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的集散地。十月革命后，这里就成了远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
张太雷随维经斯基同行。
火车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前行，尽管时值三月，西伯利亚依然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然而，在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的却是火一样的热情。在这里，张太雷见到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高高的个子，头戴布琼尼式军帽，披一件骑兵长大衣，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和随维经斯基前来工作的张太雷，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日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还将助推中国共产党登上共产国际舞台，这是后话。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张太雷被任命为中国部书记，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尽管正在修复战争创伤，并且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但伊尔库茨克的生活还很贫困。不过，作为一个新的开端，张太雷根本就没有在乎所有的艰难困苦，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不仅关注中国问题及有关的事务，而且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国际性的工作，力求扩大自己的工作领域，从中汲取更多的工作经验。
这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期间最值得记载的一幕——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开幕式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就是张太雷。
这最值得记载的一幕，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的舞台。
196月中旬，在东京驶往上海的一艘海轮的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双手叉腰，英姿勃发。此人额头宽阔，头发微谢，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这是他第五次从日本回国，眺望波浪滔滔的大海，他心潮起伏，禁不住回想起了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
前，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老家考上秀才第一名，金榜题名引起小城轰动，诸多名门望族上门提亲，省府统领高将军也托媒上门。翌年冬季，他便与大其三岁的高家千金结为夫妻，生育了三儿一女。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却不安现状，向往新事物，成为康梁派的铁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因在学校割人辫子，行为过激，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归来后，他从康梁铁杆转变为反帝反清义士，在家乡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到处演说，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技巧;同时，给上海《苏报》留日同学邹容投稿，接连发表热血文章，颇具影响。
陈独秀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清廷不安，安徽统领电令逮捕陈独秀等谋反人士，陈独秀听到消息后连夜逃往上海。听章士钊说《苏报》被查封，邹容被判刑后，他义愤填膺，满腔热血地与章士钊、苏曼殊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宣扬民主革命，发刊未久，风行一时。因言论过激，又被停刊，但这一时期的挥笔疾书令他的文字表达越发得到认可。
回到安徽芜湖，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办得有声有色，因一则消息触怒英国领事馆，被勒令停刊。陈独秀不甘寂寞，接到章士钊信函，邀请他到上海参加反清暗杀团，他热情加盟，并参与策划清朝五大臣专车爆炸事件。
再次回到安徽，陈独秀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在芜湖关帝庙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于是，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19，被人告发，他又遭到安徽巡抚通缉，被迫离境，再次潜逃日本进入英语学校深造。
上次回国，他与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一见钟情，这一叛逆之举引起家乡震动，他俩干脆私奔西子湖畔同居，出访高朋，琴瑟互答，不亦乐乎。可是革命屡屡失败，他又不甘沉浸于风花雪月，陷入了苦闷与彷徨。
19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中华民国。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受安徽都督邀请，返回安徽任都督秘书长，未料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进行复辟。他随之又被通缉成为第一要犯，闻风逃往上海，军警却欲对他两子陈延年、陈乔年斩草除根，幸亏他俩也逃避乡间，幸免于难。
走投无路之时，他又接老友章士钊日本来信，邀去东京创办《甲寅》杂志，他惜别爱妻，欣然前往。他以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知觉心》，其文观点鲜明，文笔严谨，反响热烈。
陈独秀站在甲板上，凭舷眺望东方，思念爱妻高君曼，归心似箭。他勒回思绪的野马，凝视海轮后圈圈波纹苦苦思索。
望着夕阳下如血的波涛，陈独秀猛然感悟到：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唯有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醒民魂，革命才能成功。
游客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回顾红色历史。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黄浦江穿城而过。往西看，外滩万国建筑风貌依旧，新天地、新虹桥展露新姿;往东看，陆家嘴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自贸试验区、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_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肩负着开天辟地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探索着通往新中国美好未来的艰辛之路;历经_年的风风雨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辈的美好畅想一步一步朝着国富民强的现实推进。
望志路76号、环龙路渔阳里、博文女校……翻阅历史，行走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一个问题挥之不去：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是偶然，还是种种因素指向了必然?
新理论和新社会力量在此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往陈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人们习惯于将眼光投向苏俄。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看来，这场变革来得更早。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最重要的是，孕育了一批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探求种种出路。
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从信奉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李大钊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逐渐演变。章百家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北京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更早。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据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的描述，18，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随着陈独秀的南下，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住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留日归国学生，都热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4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在章百家看来，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_的一个重要条件。”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上世纪_年代，此时距上海开埠已过去将近_年，上海城市体量庞大，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这不仅意味着上海这座城市资本聚集，更意味着它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市民阶层。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打地铺
19，法租界贝勒路、望志路(今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的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树德里内有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冒着极大风险，李汉俊将寓所的18平方米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
树德里不远处的白尔路389号(后改名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有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内外两进的石库门建筑。这是当时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临时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个夏季，这群年轻人经历了路上的舟车劳顿，陆续秘密地赶到这里。他们风尘仆仆，身着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铺上，操着不同的南腔北调谈论着来时路上的见闻。
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于6月29日那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特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当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信息，故以圆圈代替。——笔者注)1_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会代表中，水族人邓恩铭刚年满20岁，还是山东省立一中的一名学生，他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比较早地来到这里。1921年春，王尽美即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25年因积劳成疾而辞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志士。
“五四运动”中以组织学生运动出名的张国焘24岁，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来到博文女校，环顾同仁们，有一位湖南年轻人走进了他的视线，在《我的回忆》中，他描述对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泽东身着长布衫，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健谈好辩，与人闲谈常设计陷阱，让对方不留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的政治人生会发生怎样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与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秘密赶赴这里。在同仁眼里，董必武为人淳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革命家的倔强风格。28年后，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成为这群年轻人中参加开国大典的两位中共领导人。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霞飞路上特殊身份的记者
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716号，带头的就是维经斯基。此时的他年仅27岁，公开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中文名叫吴廷康。由于不会说中文，由来自山东平度的华侨杨明斋担任随行翻译。
维经斯基并不是一个普通记者。他于1893年4月出生在俄国维切克斯克州涅韦尔市，20岁时，因贫困潦倒前往美国边学习边做工。22岁时，他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开始介入政治。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欢欣鼓舞地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26岁时，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做苦役。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维经斯基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暴动，回到海参崴。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领导人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
来中国的时候，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伊凡诺夫的中文名叫“伊文”，比柏烈伟来华更早，他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柏烈伟差不多，同样提到了“南陈北李”。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经社会各界营救，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其行动被监视。为躲避军阀迫害，他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悄然离京鼓动演说，所到之处，听众无数，从武汉演讲回北京时，获悉警察准备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钊家避难。为安全起见，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
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清晨，一辆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公路上缓缓而行。陈独秀头戴毡帽，坐在车内;李大钊则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跨在车辕上。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俩精心谋划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建立一个像俄国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后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与李大钊挥手告别后，转乘轮船来到上海。当陈独秀踏上黄浦江岸时，早有北大学生许德珩前来迎接，将陈独秀接到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定居下来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了上海。
编刊之际，陈独秀联络了一批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激情撰文在《新青年》发表外，还与戴季陶、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态度鲜明地亮出马克思主义旗帜。
陈独秀对前期的学生运动做了深刻反思，他感悟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难以达到社会革命之目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他深入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调查，了解上海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4月2日，他在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又联合7个工界团体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5人组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他被推为临时书记。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之后，陈独秀还积极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了统一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认识，并为正式建党做准备，11月，陈独秀领衔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临时党纲的作用，为后来共产党正式成立制定党纲奠定了基础。
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他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翌年2月，经过反复斟酌，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事务脱不开身未出席会议，但众望所归，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两个月后，陈独秀辞去职务，回到上海专职从事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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