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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提出的新概念。中国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不流动性和地方性，造就了由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决定社会范围的独特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了因时因地富于伸缩的社会范围。
然而，在城镇化刻不容缓，乡村边界一退再退的今天，“差序格局”的产生原因——取资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已近不复存在，更多的是没有土地、转向现代社会谋生的“新农民”。
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对传统乡土的侵蚀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即为“长老政治”的趋于败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绵延数千年的“差序格局”是否也随之消失净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聚村而居，垦地种菜，生活并未因远离土地发生较大改变。我返乡后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此做出一定解释。
本次春节撞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地返乡人员的我自然在回家路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其中又以在门禁上发生的一系列琐事最具典型性。
我所居住的商品房小区主要为回迁的原李家壕村村民，我祖父母所居住的另一个小区则主要由我所隶属的原红庙坡村民构成。问题就出在我出于必要往返于两个小区之间的时候。
我首次返回小区时被保安拦下，签了一份居家隔离承诺书并测了体温，确认无明显症状后居家隔离十四天，顺利拿到出门条。但在我持有出门条和身份证的前提下，保安仍然拒绝放行并与我发生争执，说什么都不肯放我——这个对他而言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出村。此时，我在这个小区居住已久的姑姑为我解了围：她认出了我，并向保安确认了我的身份。保安顺利放行。
而在另一小区，保安认得我，因而简单查看出门条之后就爽快地挥手放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两天之后我出门买菜时，不过这次的关键人物换成了同样认识我的另一位村民。
这很有趣：一个试图进入社群的陌生人，会因为不熟识而被排斥，但在另一成员确认他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里后，又能被迅速接受——这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绵延。如同两个石块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本就不甚清晰的界限被迅速模糊、抹平，两个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群自然而然地在同一点相交。
关于我和保安之间产生的纠纷，其实可以用差序格局下的伸缩性来作出解释：规矩既然可宽可严，那么自然应有作出伸缩的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近，往往以血缘、业缘、地缘三大关系为限。远到“一表三千里”，近到父系一方的祖父母，都可以划归血缘;业缘和地缘的边界则更加模糊。
这实际上可以作为“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又一证据——这就是扎根实际研究的理论魅力。即使时移世易，但经典不会蒙尘：它永远历久而弥新。
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与当时社会状况，并且熟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人，才能写出《乡土中国》这样的作品，两者可谓是缺一不可。从这本小书吸收的西方社会学思想与方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尽管战乱连连，但学术界始终能跟西方学界保持沟通、学习与对话，西方社会学界的最新理论与思想，也都能及时传播到中国社会学界。这跟建国后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濒临灭绝，完全封闭与西方交流的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乡土中国》一书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范式开创上。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横暴权力”等上述概念，已经成为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所绕不过去的思想积淀。不管你是像苏力老师那样，对其提出补充和质疑，还是诸如其他相当多的学者一样，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进行引申和完善，费老的这些概念，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基础和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因而这本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绝对是名至实归。
从今天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费老在书中的论断，可能有相对随意、缺乏足够经验材料支撑的嫌疑，但费老的理论建构能力、观察视角的敏锐性和极强的“社会学想象力”(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语)，都是让人感佩不已的。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可能在论证方面极其严密，在经验研究方面熟练而详尽，可是却再也无法出现像《乡土中国》这样高度思辨性、全局性、概括性的“元理论”式论著。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费老的这本小书，就丝毫没有过时。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的巨擘作品，描写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风貌。农村作为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之一，在当时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区域。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和城镇化进程，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数据）。
读懂这本书，我们便能更多地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让我们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行为习惯；中国和西方社会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本质上的不同。以下是我的三点主要分享：
分享一：书名中的“土”字用得极好。
“土”首先指的是泥土，因为中国人是离不开土的。农村人以土为生，根据不同地域，土里农作物一年一熟/两熟/三熟，他们取资于土，即使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城市人，也会想方设法在自家房屋里种点葱蒜之类的东西。
若是家中有远行人，老一辈人肯定会拿一点故乡的土希望你能冲着喝来防止水土不服，这个就是所谓的“故土难离”。费老当年留学的时候，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做的；我来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我奶奶也是这样做的。年少不懂这种感情，还说是一种迷信，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深入骨子的习惯，是我们用携带土壤来缓解乡愁的一种方法。
说到与“土”的感情，离不开每个人的人生大事：莫不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入土为安。就拿我爷爷为例，他一辈子与土为生，在世时就开始物色自己走后的“居住地”。等他去世的时候，我爸和大伯谨尊遗愿安葬了爷爷。对爷爷一辈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的情怀，此生足矣。
分享二：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聚村而居，形成一个“熟人社会”。
有别于西方机械团别的社会结构，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是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什么叫有机的团结？像中国的土壤上慢慢地长出来这么一家人，变成两家人，又一家人迁徙过来，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这叫作有机的团结。有机的团结就是它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每个人从出生便被嵌入到了熟人社会的网络中，遵循着乡土社会的生存法则。
这种状况之下形成的社会特别容易变成“礼俗社会”。在早先的传统社会，也就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规矩办，大家有什么东西请教老人，老人家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比如每年的农作物种植，什么节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是老人家留下来的经验。但目前随着社会变迁，在对待一些问题上，年轻一代不再仅仅依赖于经验，也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实践，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于我而言，高中以前生活在“熟人社会”；高中之后渐渐远离，再到今年的短暂回归，我生活的那片土地带给我不一样的温暖和体验：在驾校学习时，与大家初次见面时不会有城市社会的陌生感和界限感，聊天中知道对方是哪个村的人，家长叫什么名字等信息，然后回家向父母叙述一遍，基本上就能知道是谁家的谁谁谁在学车了；而且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车的人“为求”教练能多教教自己，总是能和教练“扯上亲戚”（即使是五服之外的亲戚），然后就着这种称谓，大家也喊得很甜。总之，熟人社会有好有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若有亲戚照料，日子总不会过得太难；但若是在这里不被待见，那可能会遭受到整片区域的人或多或少的排斥。
对于农村的新一代年轻人，不管生活在哪里，如何生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要像熟人社会中学习的。
分享三：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老最核心的一个学术贡献，这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有着本质的区别。
什么是团体格局？书中提到“就好像你看农村田野里边捆柴，这一堆柴捆一捆，那一堆柴捆一捆，然后把这十几捆柴放在一起做成一担，把这几担放到车上做成一车，这就是西方的格局。你属于这一捆，这一捆属于这一担，这一担属于这一车，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当然人跟柴不一样，所以人可能在不同的捆里边也会出现，但总之你是在一个框架结构之下的，你像是树形图当中的一个位置而已。所以西方人特别重视的是位置，是权利。”
什么是差序格局？书中说“就是你把一个石头扔到湖面上去，它会荡起一串涟漪。这个荡起涟漪的过程，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我”就是中间的那块石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中间的那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荡开了以后，最核心的部分是你和父母，孩子，妻子；然后兄弟，表亲，亲家；再往后是朋友，同学，战友等等……一层一层地荡开，这就是中国人的关系网。”
所以从这两段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中西方的显著不同：中国人讲究亲疏的关系，你西方人讲究资格和权利。也就是说：中国人讲的是攀关系，讲交情。因为中国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差序格局当中，人和人之间都有着联系。这个巨大的私人网络，这才是中国的社会的本色。但西方不同，它不在乎你是谁家的三姑，你跟谁的关系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只要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资格，有权利。
这种中西方的差别，也体现在我国小城市和大城市间的差别上。我一个朋友交大医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所在城市最好的医院实习，但没待多久就发现了小地方的关系浓厚，自己“身家清白”可能奋斗多年都无法竞争，后又投历应聘上了杭州某三甲医院。
不得不说，小地方关系多好办事，但对于有过大城市或国外生活体验的人来说，这点一时半会可能适应不了。深深体悟“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也就懂了朋友的选择。
中国地大物博，费老的这边书随着时代发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只要你有阅读习惯，还是强烈推荐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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