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清华大学施一公即席演讲《上大学的意义》（共含5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黃哲彥”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清华大学施一公即席演讲《上大学的意义》
7月8日上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发表即席演讲。以下是演讲记录。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的身份给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拨穗，我很珍惜这次机会。
从我回国建成实验室算起，到现在整整8年，时间不短了。这是我的母校，也是在座各位的母校，我们深爱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有一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我确实心情很激动，很多话想说，但我没有事先准备讲稿，因为我想把现场最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
今天的主题是毕业，但回头看，我们从上大学开始，包括我自己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是为了什么?我相信不少家长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作为院长也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这里讲上大学其实不只包括本科，也包括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然，我们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甚至在你这一辈子的过程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为了学技能、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
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我觉得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
我拿今天的两位演讲嘉宾来说事儿，先说我们第二位嘉宾徐彦辉博士。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回清华讲课，徐彦辉当时应该是学生辅导员，他找到我，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我组织我们班级看了一场话剧叫《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本可以有很好的生活，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于是去古巴参加、领导了革命以后，输出革命到非洲又到玻利维亚继续领导革命，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残忍杀害。
夏季，话剧《切?格瓦拉》让整个北京沸腾了;20，清华校园也沸腾了。徐彦辉激动地难以自已，他找到我，他说：“一公，我很纠结，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如此之混乱，大家拼命去挣钱，又有这么多腐败现象。看到这些社会弊端，我作为一名博士生，空有报国之志，真想做点什么，但我能做什么呢?”
我跟他说：“彦辉，我长你10岁，我恰好经历过你这个困惑期。我告诉你，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学问。你记住，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到那时，你一定会承载起这个社会发展的重任!我只怕你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再有今日的沸腾心声，不再有现在这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气儿，而变得淡漠和世故……如果那样你就真的堕落了，你就愧为清华人了。”
当时徐彦辉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我也很激动。但我也真的担心他十年之后会被社会同化，被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同化，那就会是一位清华毕业生的悲哀。
我很高兴徐彦辉接受了我的建议。他现在是复旦大学的徐大教授，他在从事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我觉得他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对社会的承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清华的学生!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邓锋先生，我想不用我介绍太多了。当学生工作组征求我意见，问我请邓锋好不好时，我立即说当然好。你们可能觉得，施老师崇尚做研究、做学术的大师，怎么会想请一位企业家呢?
其实你们误解我了，我希望的是在座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实现你们的个人价值，实现你们对社会的承诺，我不是非要你做科学家在实验室待着，尽管我认为做科研特别有意思。
我很感谢邓锋，他作为一位清华的校友、清华的学生，完全尽到了他的责任!邓锋可能不是北京最富有的，但是他现在挣了一些钱之后一直在回馈社会、帮助清华，也帮助我们生命学院、医学院。
我6月中旬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河南省驻马店一所农村留守小学，和那里的小学生一起吃一起住，接受教育。孩子们很受教育，我也很受教育。中国是一个发展如此不均衡的国家，当你们在这里，在清华可以享受所有的优势和优惠的时候，你们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我需要做什么回馈社会?
有些学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天天想着找工作，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但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你看看这个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你不觉得到清华以后，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找一份工作，其实很狭隘?天下之大，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大学培养你的就是价值观，我希望大家都树立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个毕业季，我想对我们毕业生说几句话：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希望我们毕业的每一位同学真的不要辜负对你充满期望的人，中国要想腾飞的话，一定是我们的学生、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
清华人的奋斗目标从来不是，也不应该只是找一份惬意的工作!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心里也要有大我——即便在困境中，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做事的时候要做到极致，不留下遗憾。生命就是体验，既然体验只有一次，何不做到极致!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厘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 “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我们一定要上大学吗散文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上大学，如果你能保证有一个比上大学更好的选择。
对于那些勤奋的人来说，人生处处是康庄大道，对于那些不求上进的人来讲，有再多的路也是绝境，所以对于希望天上掉馅饼的人来说，上不上大学结果没有什么分别。
上大学虽不是人生必经之路的最好选择，但它一定是个能够改变命运的'更好选择。任何时代，储备知识都一样重要。上大学就是有了集中的时间学习，储备知识，打下建造人生大厦的深厚根基。让知识武装自己，走入战场一样的社会，才会成为强者，立于不败之地，别人无法取代。
假如大学没有珍惜时间，没有修行到真本事，走出校园，一定会在很多机遇前无奈，放弃或者被淘汰出局。这时真想时光倒流，或者希望世界真有“后悔药”。
大学是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定要上大学，才会有更多希望改变命运，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当然，有人未上大学一样创业，但对于平凡的大多数来说，大学生活无疑让他们改变很多，也创造很多。好友娟子的哥嫂毕业清华，留学美国，一直考取博士后，成为美国生物科学家，这对其一生命运和人生价值具有非常意义。假如他不上大学，也许还在这个小镇平凡的生儿育女，就此平淡一生。某名小有成就的律师，从乡村考入大学。经过大学生活的学习，和异乡的漂泊和磨练，加上聪慧的头脑，和睿智的心灵，短短几年事业做的出色优秀，成为出类拔萃的律师。假如未曾考取大学，也许还是在乡村某田埂上过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耕生活。
上大学是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而人生这样的转折点能给你几次？即使有，而你已经超龄，已经没有机会。现在公务员考试，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全日制本科”，即使再有水平，而拿不出文凭，机会也只能眼睁睁放弃，无奈你没上过大学。
无论到哪里应聘，首先会问你的学历，其次才会验证你的能力，而我就是其中后悔者之一，没有坚持考取大学，只是上了民办自费大学。很多机会在眼前走过，却不能去抓住。
所以必须更加地努力学习，必须不断寻找出路，而其中必定比受到正规大学教育的人要走得费力。而我曾一度梦寐的大学，今生却再也无法进入，成为毕生的憾事。
上大学是必须的。不然等你后悔，发出“有牙的时候没花生，有花生的时候又没牙”的感叹，横竖没吃上。很多美好机遇都已经走远，他不会等你反悔。也不会让人生重来。在你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努力吧。
施一公：西湖大学的“底气”是拥有人才资源
今年年初，身为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副校长的施一公辞职，宣称将全心投入西湖大学筹建中，一时将西湖大学引入公众视野。
两天前，一条“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重磅消息，刷爆朋友圈。昨天（4月3日），西湖大学再迎喜事，浙江省第五批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仪式就在西湖大学云谷校区校园建设工程现场举行。
在启动仪式现场，中科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主任施一公又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昨天对施一公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一刻。这一天，他还特意穿了一件白衬衣，打着一条红领带，格外精神。
“新”在哪里：
民办的高端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因其独特的运行机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西湖大学的“新”到底体现在哪里？
现场，施一公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西湖大学的‘新’主要体现在‘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它是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起点，规模小，但师资精，会是一个高端的研究型大学。
另外西湖大学的“新”体现在它的民办性质。“社会、老百姓对大学优质教育资源需求很多。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将来科技发展的需求。”施一公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中，民办性质大学目前来说总体比较弱，西湖大学的出现，可弥补这一不足。
“西湖大学的‘新’，很大一部分还反映在‘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这一理念上。”施一公说，西湖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大、科技的振兴、人才的培养，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着想。
底气在哪里：
拥有最宝贵的人才资源
一所大学的气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与百年老校相比，西湖大学的底气在哪里？施一公坦言，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等国内百年公立老校相比，西湖大学在文化的建设、培养和发扬过程中，仍需长时间积淀。
“但大家不要忘了，西湖大学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一开始就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主。”在施一公看来，西湖大学拥有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我们希望以优秀的师资，培养最优秀的学生，最终可以涌现一流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我相信不需要百年，也不需要十年。因为很简单，等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成果就出来了。”
最大特点：
各学科可在一起培养学生
同时，施一公认为西湖大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学科交叉。“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科技进步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交叉学科之间的`合作，西湖大学正好满足了这样一个条件。”
施一公说，西湖大学因“小而精”，在学科交叉合作上拥有优势。“我们来自生物学、基础医学、理学、前沿技术四个研究所（注：今后将组建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的教授，在一起喝咖啡，一起吃饭，一起培养学生，自下而上地从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学科交叉。自然而然，会衍生出一些小的分支学科，会产生出一些重大原创性的交叉科学成果。”
筹建感受：
余生已经非常知足
面对记者的采访，施一公也很感慨：“过去三年，我们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说实在的，我最想讲的，也是心里最能感受到的一个字，就是‘甜’。”
施一公说，这三年他一直被感动。他感谢了方方面面的人，也感谢了给予西湖大学筹建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一些国内公立大学的支持。
“我们这批人，我们这代人，有机会来参与创办西湖大学，是这个新时代、是这个大时代赋予我们的，我们将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去办好这件事情。”
施一公最后动情地说：“我今年51岁，我觉得办西湖大学这样一件大事，能够带着全社会、国家、政府、民间等的重托，信任我们，支持我们，能把这一件事情做好，余生已经非常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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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中宝盛桥何以能承受250吨巨石
芦山7级强震中，当地一些桥梁经受了考验，为抗震抢险做出了巨大贡献，被人们称为“桥坚强”。建成于1986年的宝盛桥，就是其中的一座。
宝盛桥之所以被称为“桥坚强”，是因为此前它已经受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的考验，此次不仅承受了离芦山地震震源只有十几千米的地动山摇，而且承受了地震时从天而降的250吨巨石的撞击。为了将巨石炸碎，它还承受了在桥上工作的重达25吨的挖掘机及炸药爆破巨石的冲击。
宝盛桥如此坚强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的构造和赵州桥相同，拱桥能将整个桥面上的重量分散开来。赵州桥建于隋代大业年间，距今近1500年，其间经历了10多次大洪水、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赵州桥的坚强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拱桥的承重力学特点。
宝盛桥与赵州桥在外观上如一母所生，当然前者主拱的跨度更长，为64米，同时主拱之上的两端各有4个小拱，比赵州桥两端各多了两个小拱。这体现了中国建桥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值得国人自豪之处。然而，技术的先进只是大桥“坚强”的一个要素，建桥者的责任心和工程监理的到位更为重要。据报道，宝盛乡的人把宝盛桥经受两次大地震而屹立不倒归功于邓明星，邓明星是雅安地区最有名的石匠。从1968年开始，他先后承建了雅安地区绝大部分石桥。邓明星59岁的徒弟程德清是宝盛桥的监工，他提出的几点建桥心得值得建筑业和做各项工作的人咀嚼：一是建桥要精益求精，不得偷工减料；二是在大自然风化面前，石头要比水泥经久耐用；三是他们建的石桥都是一点一点完成的，不突击加工。技术之外的要素其实就是施工者要扎扎实实、步步到位、精益求精。而要保证质量，一是施工者的收益要与其劳动成果相匹配，二是要激发他们的荣誉和责任感，三是要用法律来制约施工者建造产品的质量，如果出现问题，将给予法律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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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如“物勒工名”的制度，即一项工程或一件产品完成后，将工匠或监造官的名字刻在上面，这显然是在拿他们的身家性命和声誉担保工程质量。今天，如果能落实技术创新和传承，各种保证质量的管理措施到位，何愁中国没有更多的“桥坚强”和“房坚强”？何愁中国制造在世界上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可能还会登上首席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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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责任心、精益求精、信誉至上、质量意识……
施一公落选与当选的核心标准问题
2013年4月30日，海归科学家、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入选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但在去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选中，施一公没能当选。记者问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施一公之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但成了美国双料院士，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问中国科学院。
（《新京报》2013年5月2日）
施一公的落选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与美国的院士评选标准及程序不同，价值侧重也不同。因此，不能说入选了美国院士就必须入选中国院士，也不能将入选美国院士的标准复制成评选中国院士的标准。美国是科学大国，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能最大程度适用于该国国情的机制，但那毕竟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中国可以学习但不能照搬。
但是，从另外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我们不免疑惑，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说， “任何成员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这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院士的核心标准，科学无国界，它属于全人类，无疑，这也应当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科学院评选院士的核心标准。如果没有这个硬性条件和专有属性，评选的结果可能就会变味，从而失去科学院院士评选的根本意义。剩下的问题，就是施一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在中国科学院相关评选机构眼里，是否具有院士应有的价值含量。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眼里，施一公的价值含量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当选为美国双料院士。但在中国科学院，他为何没有得到认可？这似乎只能解释为，中国科学院比美国科学院的科研水平更高。但是，这样自我排位，在讲求科学的世界里，在发展中国家的真实现状下，拿什么做理性支撑呢？中国科学院评选院士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施一公可以落选，但中国科学院应当给出一个社会认可的说法，因为这不是为了一名科学家，而是为所有科学家和关注此事的所有人。要让公众知道，施一公落选是其科研含金量不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也有义务让公众知道，对于美方所说的“任何成员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这句话在中国应如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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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院士评选不能照搬国外的评选标准，因为国情确实不同。但是，当丢失了全世界公认的核心标准时，当“国情不同”的解释可以压倒一切时，当科学界的事物只能依赖科学界以外的说辞才能自圆其说时，一切的意义都已大打折扣。而这，表现出的'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存在的大环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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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标准、国情有别、理由、现象背后……
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
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容易把网络声音当成“多数民意”，这是环境所形成的幻觉。人们的视野大多狭隘和封闭，习惯把自己生活的环境当成整个世界。生活在网络中，通过刷微博获取信息，在论坛中与人交流，很容易把新媒体和社交平台这些虚拟平台想象成中国的舆论场，以为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多数民意”。因为微博上负面情绪比较集中，就以为中国的基调就是负面的；网络上坏消息处处可见，就以为社会处处都是坏消息；微博上整天群情激愤，充斥着浓烈的仇富仇官情绪，就以为这个社会已经分裂和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这是典型的环境造成的错觉，其实，中国的舆情远比网络所呈现出的复杂得多，民意远比网络更加多元。网络舆论场，只是中国民意舆论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舆论场最积极最活跃，最有话语权，也最有影响力，我们常常误以为这里就是民意的全部。
网络上一边倒地对红十字会喊“滚”和“捐你妹”，现实中的人们并不是都不信任红会；网络上一边倒地反对水价上涨，其实现实中很多人能理性地认识资源性产品涨价的必要性；网络上一边倒地支持政府各种限购，现实中投票却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网络上一边倒地反对政府取消长假，换个平台进行的民调结果却完全不同；网络上提起拆迁都是受害者的骂声，现实中很多人却寄望于拆迁改变居住环境；网络上提起“高房价”好像人人都咬牙切齿，现实中很多有房者都期待房价上涨房产增值……
上述反差足以说明网络声音的不真实性和局限性。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局限性，并不是要漠视它，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声音并不是民意的全部，只是一部分，只是因为网络的强大，把那部分片面的、情绪化的声音放大了，甚至在传播中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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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创造多元的表达途径，让人们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更多地方表达，当一个社会不那么过度地依赖网络，不是什么都被逼到“到网上发个帖子”“到微博上吸引关注”时，也许网络才不会那么亢奋。
适用话题：
视野、错觉、情绪化、以偏概全、保持理性……
流浪的单向街书店
进京6年半，单向街书店“变卖”家产，又要开始流浪了。3年前，单向街书店离开西郊圆明园，冒险进城，搬到东三环外的新兴商业区蓝色港湾，在琳琅满目的国际大品牌的商铺间，出售那些看上去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文理想。最终，理想被上涨的租金透支，它还要继续东游。
新的单向街书店将出现在东四环外一家名叫朝阳大悦城的商场里，距离它最初的安身之所25公里。北京太大，从西郊到东郊，它走了这么远，只是想在偌大的都市里寻找立足之地。
2006年，13个供职于媒体的年轻人出资创办了这家书店，将圆明园东门外一家废弃画廊改造成了单向街的第一个“家”。那时的单向街书店带着点儿隐士的色彩，远离繁华与喧嚣，藏在一段竹篱笆和碎石子路的后面。这个北京西郊不起眼儿的小院子，因为坚持人文特色，逐渐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每个周末，免费的文化沙龙在这里举行，潜伏在城市里那些心怀文学梦的人，不怕麻烦换几趟公交车来这里聚会。
在那些有阳光的日子里，南非人金玉米讲过他眼中的北京，歌手周云蓬唱过他自己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提醒坐在对面的那些年轻面孔： “不要成为一个小小的生物工程系统，要建立生活的底线――想象力和期盼。”香港学者梁文道则介绍了一部名叫《过于喧嚣的孤独》的捷克小说，这是关于一个打包工35年来在废品回收站与被丢弃的废纸和书籍的爱情故事。如果把单向街书店成立至今举办过的400多场讲座的嘉宾名字写在纸上，那可能会是一份厚重的名册。
【点击】
尽管承载着厚重的思想，但这小小的书店依然无法和大大的城市抗衡。这次，它识趣地选择了偏远一些的东四环。但以这个超大型城市“摊煎饼”似的发展，几年后，这里的租金也会上涨，那时，谁知道这个流浪者是不是又要被驱赶到东五环、东六环？那些总在拆迁的艺术区，那些同样曾经暂居在圆明园的艺术工作者，最终只能栖息在城市的最边缘。
适用话题：
理想与现实、坚守、文化地标、忧与爱、边缘化……
“耶鲁村官”秦h飞
秦h飞，201 1年到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任村委会主任助理兼村团支部书记。“耶鲁大学学士”“耶鲁中国学生会主席”的名头让他成为焦点，被人称为“耶鲁村官”。2012年10月，他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是全县大学生村官中唯一的“代表”，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2011年到村任职不久，秦明飞看到村里教学资源短缺，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他决定和读大学时的中国同学一道，参与乡村信息化教育公益项目。通过努力，去年，秦h飞终于引进信息化教育，为贺家乡中学师生免费配备了平板电脑。他又四处“招兵买马”，寻找支教志愿者，对学校师生进行信息化知识培训。
贺家山村建“老人之家”，秦h飞也费尽了心思。他上网搜索公益组织信息，找从商的同学朋友，开微博寻求支持……四方奔走，终于引进了国内一流的专业团队，免费为“老人之家”进行规划设计，并筹集到近50万元建设资金。现在，“老人之家”建成了，住房为宾馆式双人间，每室配备洗手间、热水浴室，储物箱、床头柜都设计得精巧实用，还配套建了生产区、娱乐健身区。生产区有菜地、鱼塘，葡萄架也搭好了。 “老人之家”的负责人邹迪生夸赞秦明飞： “这个小伙子对老人是真心好。”
秦h飞告诉记者，他家的条件并不差，一起留学的同学很多进入了金融业，但他觉得当“村官”好，可以和最底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为他们解决困难、带去欢乐。父母也尊重自己的选择。
在秦h飞不足1 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用具简陋而摆放有序，掉漆的写字台、农家大衣柜，糊着报纸的墙壁、拉着电线的灯泡……顺着一排图书可看到，墙上贴着他当选县人大代表的通知书。秦h飞一改低调和谦虚，说：“我就看重这个！我知道，这是乡亲们对我的认可，这比我当年拿到耶鲁大学录取通知书还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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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耶鲁村官”秦珥飞能在农村干得风生水起，闯出一片新天地，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秦h飞眼里的村官，体现了一种奉献的人生价值和不惧困难的挑战精神。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适用话题：
选择、人生价值、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成长、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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